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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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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初,外国教会在华的产业,被当作外国侨民的财产予以保留。后来,将这些产业逐步转归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有,外国神父被驱逐,但同时保障信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国家关于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1951年,原上义小学由北京市教育局接收,改名为“进步巷小学”。1953年,“文声大修道院”停办。除此以外,马尾沟教堂和滕公栅栏墓地在解放初期基本依旧,教堂的宗教活动照常进行。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西郊日渐繁华起来。在阜成门外仅二里的地方保留滕公栅栏这处墓地,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当时的主教李君武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感慨地说:“阜成门城墙开了豁口,马路也修起来了,建了很多新楼。看来墓地也该搬家了。”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北京市政府以10万元购买了山字形楼和口字形楼两幢建筑,安置了部分无业神职人员的生活。马尾沟小学,迁至车公庄大街以北,现名进步巷小学。酒厂迁至石景山区重建,即今北京葡萄酒厂。对于传教士墓地的处理,党校方面与北京天主教爱国会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党校主张将所有坟墓全部迁走,而教会方面人士认为,这样做一是会伤害信仰虔诚的教徒的感情;二是将影响对爱国进步的神职人员的团结教育工作;三是可能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应将利玛窦等6至7位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传教士的墓碑保留在原地。

有关人员为此直接请示了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老同志回忆,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位尊重中国人民传统习惯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较大贡献的耶稣会士的墓碑仍在原址保留,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3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而其它传教士和教民的遗骨及墓碑,则迁至海淀区西北旺乡新辟的16亩墓地内。当时迁走的坟墓一共有837个。原马尾沟教堂不仅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而嵌在教堂外墙的77尊明清时代的传教士墓碑,也被留在党校院内。

1958年,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迫献出了除了北堂等4座教堂之外的北京市的所有教堂,包括历史最为悠久的南堂在内,用来“支援国家建设”。国家将南堂、北堂等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教堂仍归还教会,但将其他教堂挪作他用。马尾沟教堂在这次“捐赠”行动中,成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一座仓库。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学术界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对客观评价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历史作用的学者进行了批判。更为可笑的是,那个曾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洋人”的顽固派人士杨光先,居然被一些文章吹捧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斗士”。

尽管如此,直至1966年以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人的墓地,还是北京市文物局管理的受保护文物。1958年北京市文物局搞了一次文物普查,对利玛窦墓地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本人抄得标有“1958年9月4日”时间的《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其中写道:

南、汤二人墓碑身中有断痕,其余完整;

墓前有石质花瓶一对,高1.45米;

墙外有石虎一个(形似明初),高1.25米;石马一对(残),高0.70米,长1.50米;

三墓宝顶均为砖砌长方形;等等[2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吴梦麟女士,每年都来视察几次,并且向党校的管理人员介绍3位教士的事迹,宣传文物保护常识。

1966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科学技术等同于粪土,外国人即是帝国主义者,天主教更属反动。集这三者于一身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3位神父,自然在劫难逃。8月某日,新任命的校长高毅民第一天上班,就不得不接待一批来自附近北京建工学校的红卫兵。这些无知而狂热、到处毁坏文物的学生高声责问道:“你们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却搞的是资本主义、封建迷信!为什么外国人的墓碑还不拆?限你们3天必须拆掉!”

党校领导急忙向市委和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请示,可是那些机构都已瘫痪了。怎么办呢?当时在党校负责房管的一名工作人员建议,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深埋以保护起来。

第3天,建工学校的红卫兵又来了。他们看到墓碑依旧,十分不满。那位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就等你们来,咱们一块儿拆。咱们挖个坑,把碑埋起来,叫它永世不得翻身,行不行?”幼稚的学生对这一处理方法表示了认可,于是就动手干起来。学生们在原来墓地的前方挖了3个1米多深的坑,用绳子将碑拉倒,用土埋了起来。干了整整一天,学生们满头大汗又心满意足地走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就这样被拆,同时也用这种方式保护起来。而迁到西北旺的传教士墓地,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所有的墓碑全被捣成碎块,做了农民建筑院墙和猪圈的材料。从1958年后就做了生产队仓库的正福寺教堂被拆毁了,那原来用以召唤信徒的铜钟成了队里集合社员上工的工具。

就在利玛窦墓地被拆毁不久,北京市委党校也被撤销了。原校舍和办公室改为国务院第四招待所。1973年,招待所需建一处食堂,于是提出将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了的旧教堂拆掉,在教堂原址上盖食堂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当时北京市领导人的批准。于是,“滕公栅栏”墓地的天主教堂就被拆除了。当时党校的一位看门工,偷偷地将此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于杰。于杰与吴梦麟专程来查看了现场。那个时候凭他们的力量是无法阻止这种行为的。他们只好请工人将墓碑保存好。从此原来嵌在教堂外墙的77块传教士墓碑和那块耻辱碑都散落在院中各处,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人的墓碑却下落不明了。

1976年10月,一场令人头脑狂热,理智丧失的风暴终于结束了。

1978年9月,中国政府派许涤新先生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举行的会议,会后到威尼斯、罗马等城市访问。主人常常谈到曾为在中国介绍几何学、天文学等西方科学做出过贡献的他们民族的优秀儿子—利玛窦。在罗马,代表团遇到了一位在利玛窦故乡的一所大学里讲授中文的柯拉迪尼教授,他就是这次盛情邀请和热情接待中国客人的意大利友人之一。柯拉迪尼教授对许涤新团长说:上半年,他与身为意大利政府交通部长和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科隆博先生一道访华时,了解到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利玛窦墓地已被平毁。他转达了科隆博先生的一个愿望,即按照意大利保存的这座墓碑的仿制品,用大理石重新镌刻一尊新碑,赠送给中国,重树在原处,以表达对这位300多年前终生致力于意中文化交流的先哲的纪念。

许涤新回国后,即向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写了一份报告,汇报了上述情况,并且建议:“鉴于上述意大利学者和友好人士对利玛窦墓的重视,拟请院部向中央建议,对利玛窦的被平毁的坟墓,加以修复,保存中西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史迹。是否有当,请考虑。”胡乔木阅后,随即上报给李先念副主席,并注上“请审批,拟同意”六个字。

笔者多方寻觅,终于在北京民政局档案室查阅到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在报告的文眉间,不仅有李先念副主席圈阅的标记,而且,当时另外4位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圈阅的标记也赫然其中。

得到了最高领导层全体的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即于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一份题为“关于请修复意大利学者利玛窦墓”的函件。函件的全文如下:

“在我国元朝(应为明朝—笔者注),意大利学者利玛窦来中国讲学,后来死在中国,葬在北京现市委党校院内。现在墓、碑均已平毁。今年9月,我院副院长许涤新同志访问意大利时,意柯拉迪尼教授反映,意交通部长科隆博今年上半年访华得知利玛窦墓已被平毁后,表示愿意重新镌刻一个墓碑,希望重新树原处。考虑到利玛窦曾对沟通中西方文化作出过贡献,因此许涤新同志回国后向中央建议,修复利玛窦墓,并经华主席和4位副主席的批准。现将许涤新同志建议的批示的影印件附后,请批转有关单位办理。”[25]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报告将利玛窦这位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神父,说成是来中国讲学的意大利学者。

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毛联珏看到这一函件后,批示道:“立功同志阅,是否让民政局主办为好。”便将修复利玛窦墓地的任务下达给了对历史文物并不熟悉的北京市民政局。

在今天看来,修复一处古墓,树立一尊石碑,是何等寻常的小事。然而在十几年前,它确实惊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最高领导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圈阅许涤新同志报告的时间在1978年10月的4日至24日之间。这恰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通过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国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开放国门,学习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的内部讲话。地火正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之下涌动,改革开放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是宋代文豪苏轼描写春江晓景的诗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墓地的修复,不正预示着中国的科学技术政策、对外政策和宗教政策,将进行重大调整吗?它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向世界发出中国将要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信号吗?

1979年新年伊始,元月13日,在月坛北小街2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内,许涤新同志主持召开了有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参加的,专门研究如何修复利玛窦墓地的会议。笔者在民政局档案中抄得了会议记录中的几项要点:

1.此事中央几位主席已圈阅,同意把墓碑恢复起来,给市委写了函。市委毛、李书记已批示,由民政局主办。

2.墓碑在市委党校院内,拟原地原样恢复起来。据夏鼐同志说,原碑砸坏后埋在党校院内。文物管理局(应为文化局文物处)赵光林知道。尽量用原来的碑,如原碑不行了,就从(重)新刻。北京图书馆有踏(拓)印的碑文。

3.就在原地立碑,碑前搞一个长方形的墓就行了。材料经费请北京市解决。[26]

北京市民政局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力着手准备,他们请文物处负责技术指导,于是吴梦麟女士又担任了这项工作。她和她的同事们认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人的墓一直是在一起的,此次应一并恢复为好。

首要的问题是寻找墓碑。北京市委党校于利玛窦墓地被毁后不久即行解散,这时刚刚恢复。当时校领导人之一曾表示了这样的疑虑:“在党校院里建设,环境布局是否妥当?今后怎样看管?怎样接待外宾?”因此态度不甚积极。吴梦麟在党校房管人员的协助下,挖出了“破四旧”时埋入地下的3位神父的墓碑。利公碑的正面被钻了若干不太深的小洞;汤公、南公的碑是断裂的,据上述1958年文物普查的记载,二碑在1958年时即是如此,估计是在1900年毁坏的。于是,将利公碑的正面磨平后重刻,又依原样用砖砌好。汤公、南公二碑分别用环氧树脂胶粘好。三尊原碑可用,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https://www.daowen.com)

在重新树立汤若望碑时,文物工作者颇费了一番心思。在文物普查的记录上,通常作为碑阳的,镌刻有“耶稣会士汤公之墓”大字的一面朝阴,刻有康熙皇帝祭文小字的一面反而朝阳。在《北京图书馆馆藏碑帖全集》中,也是这样记载的。按照文物复原的原则,吴梦麟主张将错就错,保持墓碑被毁前的原貌。于是,不少中外学者参观后,常常提出“汤若望的墓碑为什么树反了”的疑问。

时隔一年,耗资一万,利玛窦及汤若望、南怀仁3位外国传教士墓地终于在原处,基本上以原样修复完毕。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它又恢复了旧日的风采,成为党校院内的一景。来自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干部,每当课余或饭后散步时,总要在这里驻足片刻。很多人从此知道了这3位来自异国的友人的名字。两三年后,这处明清传教士墓地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助下,市委党校出重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人墓地的东侧专辟一院,将原来嵌在教堂外墙,后来散落在院中的石碑中现存的60尊,以及那块作为历史见证的“耻辱碑”重又树立起来。北京市文物局还将所有碑文拓印存档。1993年,西城区文化局出资,将位于党校南墙的原马尾沟教堂的小石门移至利玛窦墓地的南面。1958年文物普查时记载的石虎、石马已不见了踪影,但没有记载的一只石羊却安详地静卧在碑林院墙的门口。这样,原“滕公栅栏”墓地遗存的文物就基本上都得到了修复和保护。

这63尊墓碑,不仅铭记着那些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它们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石碑的顶部有的是龙盘,有的是祥云,这表示着墓主身份的不同等级。碑的底座的二龙戏珠、鹤、鹿,这都是中国人心目中富贵吉祥、长寿的象征。而碑上的十字架、IHS字样以及拉丁文的碑文则是西方天主教和耶稣会的标志。

这是一处极其普通的墓地,小小的一方院墙,围着几十尊高矮参差的石碑,不到400年的历史,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绝算不上文物中的珍品。它又是一处极不平常的墓地,长眠着来自那么多国家的精英,那么多国家的领导者和友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到这里来凭吊他们的先贤。在中国历史上,从明代的万历,到清代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到光绪,那么多皇帝在这里留下了政绩,新中国的领导人也不止一次地眷顾过这里。这是一处纵贯历史和今天,联系中国于世界的墓地。

编后语 :利玛窦墓地或称“栅栏墓地”的历史变迁是我从涉足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以来首个专注的课题,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发现,逐渐深入的课题。1994年我与同事共同编纂了《历史遗痕》,我在其中撰写了《几度沧桑说栅栏》一文。不久我从北京市民政局档案馆访得1978—1979年墓地重修的重要史料,撰写了《利玛窦墓地修复的前前后后》,发表在《新视野》(1994年第3期)。1995年以《栅栏:从1949到1994》为题发表在马爱德、高智瑜主编的《Zhalan》(澳门文化局、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出版),该书后来又出版了中文版。2007年我又从本校档案中得到一些新史料,补充修改完成此文。2008年意大利在北京举办题为“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的展览,同时出版图文集,收录了此文的精简版。

2010年我将此文翻译成英语,参加了6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欧洲在中国,中国在欧洲”学术研讨会。此文被翻译成德文,刊载在《Johannes Schreck-Terrentius SJ: Wissenschaftler und China-Missionar(1576—1630)》一书中;2011年又以此英文稿参加了澳门历史学社举办的“Matteo Ricci in Remember”讲座。


[1]原载于杨廷筠《绝徼同文纪》,转引自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0页。

[2]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4页。

[3]《明神宗实录》,卷373,万历三十八年六月四日。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本。

[4]艾儒略著《大西利先生行迹》,转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2页。

[5]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2页。

[6]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5—636页。

[7]高智瑜、林华、余三乐、钟志勇编《历史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8]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9]同上书,第207页。

[10]同上书,第4页。

[11]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版,第250页。

[12]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13](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36页。

[14]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

[15]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16]马爱德、高智瑜主编《虽逝犹存: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文化局2001年版,第34页。

[17]高智瑜、林华、余三乐、钟志勇编《历史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9页。

[18](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56页。

[19](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36—537页。

[20]尤侗《西堂集》。

[21]梁为楫等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29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75页。

[23]余三乐著《青石存史》,北京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21页。

[24]北京市民政局档案。见余三乐《青石存史》,北京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24页。

[25]北京市民政局档案。见余三乐《青石存史》,北京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25页。

[26]北京市民政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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