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恢复重建36年(1979—2015)
位于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自1979年恢复重建至今,已经超过36年了。在传教士碑林的门口有一只石刻的卧羊,它从什么时候起就在这里守候着,度过了多少个羊年,过去它目睹了什么值得记录的事件,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了。但是从1979那个羊年,到2015这个羊年,这36年时光几乎都与我在这个校园的工作与生活的岁月相重合。现在,是将其作一个总结的时候了。
一、1979年遭受“文革”破坏的利玛窦墓地得以重建。1986年传教士碑林建立,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78年随着“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在北京的有关单位和人士已经开始关注利玛窦墓地的恢复重建问题了。6月23日,北京市民政局宗教处,就利玛窦坟墓情况作调查。7月8日,时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的仓孝和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当前对三人(指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坟墓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有现实政治意义。因此我们认为修复利玛窦等三人的坟墓是有必要的。”7月12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致信北京市主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白介夫,要求修复三人墓。但是北京市委统战部认为,这不是一个北京范围的问题,宜请示中央决定为宜。问题就被搁置了。
解决问题的“临门一脚”还是来自国外。(关于1978年—1979年利玛窦墓地的恢复重建的细节,前文已有涉及,此处删简。)
当时在隶属文化局的文物处工作的吴梦麟女士担任了这项工作技术指导。她和她的同事们认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一直是在一起的,此次应一并恢复为好。1966年曾经以向红卫兵建议深埋的方式保护了墓碑的党校房管负责人的徐万泽,协助吴梦麟找到了埋藏了12年的传教士利、汤、南三人墓碑。
1979年12月,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墓园重建工程竣工。这项在国内很少有人关注的事件,却在国际上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注意。1980年3月3日 墓地重建后第一次接待外国参观者,吴梦麟接待了法国大主教。6月21日,吴梦麟接待外国记者6人参观墓地,有路透社的、朝日新闻的。7月31日、10月29日、1981年5月29日,意大利使馆官员、荷兰首相、比利时国王及王后先后前来参观墓地。梵蒂冈教廷也及时地报道了此事。
1984年5月24日,北京市政府将利玛窦墓地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12月5日,北京市文物局就党校提出的要求增加新建食堂的建筑用地,并承担将遗存石碑建成碑林所需经费一事发来复函。提出:“为最终妥善地保护好这些石刻文物,并考虑到国内外宗教界的影响,我局现决定由你校将这些石碑移至利玛窦墓附近,建成碑林,以供国内外各界人士观瞻。”[1]
1988年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郎世宁诞辰300周年。意大利对此非常重视,提前两年就开始筹备纪念活动。1986年5月意方向中国外交部、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分别提出了解郎世宁墓地的所在地和修复状况的要求。为此外交部西欧司、文化部外联局和北京市外事办分别向北京市文物局发函。6月初北京市文物局写出报告回复上级的问讯。报告也抄送了作为墓地所在地的北京市委党校。我在党校档案室抄得该报告。要点为三条:
1.据记载,郎世宁1767年(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殁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马尾沟(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院内)。墓上建有石刻乾隆谕旨。
2.由于历史原因及建设施工,郎世宁墓的具体位置已难确定,但墓碑仍较完整地保存在党校院内。
3.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在去年就已决定将郎世宁及该校内尚存的其他传教士墓碑集中保护,建立碑林。目前碑林方案一经做出,年内即可动工。届时郎世宁墓碑可得到更加妥善保护,并可供人凭吊。
可见,传教士碑林的完全竣工至早不会早于1986年年中。郎世宁墓碑也因此被安放于碑林中最为醒目的位置。
在利、汤、南三人的小墓园的东侧建立的传教士碑林,收集了原来散落在校园内的另外60通墓碑。至此,63通历经“文革”劫难的传教士墓碑得到了保护。其中有:葡萄牙人14人、意大利人11人、法国人9人、德国人6人、捷克人3人、比利时人2人,以及奥地利、波兰、瑞士、斯洛文尼亚各1人,还有14名中国神父。不幸的是,还有20多通墓碑已不存,其中包括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徐日升、龙华民、闵明我、徐懋德、安国宁、德里格、索智能、索德超、汤士选、毕学源等人。
二、1986—2000,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有关官员开始注意到墓地的重要性,国内舆论界对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公正。与此同时前来参观的国外客人日益增多。
1988年6月18日,就在上述意大利方查询郎世宁墓碑之后不久,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在市委书记办公会讨论党校工作时指出:“党校院内的利玛窦墓是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象征,很多外宾前去参观,必须保护好。请市委党校和市有关部门研究后提出一个维修方案,维修费可由市财政局专拨。”1989年4月22日,北京市委党校在与市文物局、市规划局、市旅游局、市财政局、市政府宗教事务处、西城区规划局召开两次联席会议(1988年9月27日和1989年1月17日)后,拟定了《关于维修利玛窦等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墓地的请示》稿。但不知为何此稿未及时上报市政府。
1992年12月23日,北京市委党校单独拟定《关于对利玛窦等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墓地进行维修和加强开发、管理的设想》(初稿)。文件提出有关墓地维修方案、墓地的管理和对外开放和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等多项措施,并提出设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设立“利玛窦等传教士研究”课题,编写《历史遗痕》一书,等等。中西文化研究所依托研究生部而成立了,《历史遗痕》也按原计划出版了,但除此之外,其他各项设想均未实现,市政府下拨的一笔专用款项也被党校挪用去建造了教室。此事后因陈希同下台而不了了之。
1993年,西城文物局将龛入党校南墙中的原教堂的石门北移至利玛窦墓地的南面。“口字楼”(原文声修道院)和“山字楼”相继被列入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1995年4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依托党校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而成立。学会召开了成立大会。1995年5月“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召开利玛窦逝世385周年纪念会,并举办了小型展览。中外学者及意大利公使等人参加。
1997年9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兼党校校长的李志坚向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谈了以下意见:“过去北京行政学院多次反映,‘口字楼’已成危楼,建议将其拆除,在此盖一座室内体育馆。我曾认为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值得研究。‘口字楼’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拆起来容易,再要修复就困难了。‘口字楼’既然是危楼,就不如拆了照原样修建,使其成为北京行政学院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至于资金,我想利玛窦—这位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传教士的墓在这里,是可以在国际上找到合作伙伴的。这些国家,尤其是有传教士葬于此的国家,会愿意出资帮助翻建‘口字楼’的。”
1997年9月9日,北京行政学院召开院长办公会,谈论上述指示,表示完全同意,并决定责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予以落实。此信息及时传给了一贯对墓地关心的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所长马爱德教授(一名耶稣会神父)。
1998年1月10日,马爱德神父和建筑学家卢卡斯神父来京,与行政学院的领导进行会谈。马神父建议将“口字楼”建成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包括有博物馆、研究所、信息中心和少量客房,并建议将现存在五塔寺石刻艺术研究所的35通原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碑迁入北京市委党校的利玛窦外国传教士墓地。学院领导经研究和向上级请示,对此表示同意,且提出总额为4500万元(中方承担1000万元、外方承担3500万元)的预算。
1998年1月12日,马爱德和卢卡斯二人联名,发给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合作专员顾美哲一封关于就翻建“口字楼”的信件。信函陈述了他关于栅栏公墓修复的远景规划、对原文声学院(“口字楼”)修复的远景规划及相关事项。2月9日法国大使出面主持,邀请其他相关的葡萄牙、意大利、瑞士、捷克、德国、比利时等国大使,召开了7国大使联席会,专门谈论了原文声修道院“口字楼”的改建问题。与会者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马爱德此次北京之行,就下榻在党校的客房中。他对我说,能与利玛窦的英灵共处,是他的长期以来的夙愿。他还说,他不久就将退休,希望能在这里度过余生。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已经罹患严重的前列腺癌。他已自知来日无多了。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创建是他期待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1998年1月27日,马爱德神父离北京后,就不幸在香港逝世。1998年5月28日 新任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所长的吴小新博士及法国驻华文化专员顾美哲先生,一起来到北京行政学院,三方就修复“口字楼”,创建中西文化交流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一事进行会谈。会后整理了“会谈纪要”。1998年8月11日,北京行政学院就翻建“口字楼”一事向市政府打报告。希望工程能在2001年利玛窦进京400周年之际完成。此行间吴小新遵照马爱德的生前愿望,悄悄地将其一小瓶骨灰埋在利玛窦墓碑的东侧[2]。
1998年10月24日,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同志对北京行政学院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请光焘同志阅批。拟原则同意此方案,先由学院向海外募资(不得附加政治条件或其他我国政府不允许接受的条件),视募集资金情况可到现场开一小会做出决定。这里已是危房。”汪光焘批示:“关于建设问题请规划局研究给予支持。如有其他需要办的事可告我。” 然而因为马爱德神父的去世,顾美哲的离任,也因为预算太高(党校提出同时修建地下停车场和游泳馆等等),原定有关国家出资翻建“口字楼”的计划最终搁浅。
这一时期,前来参观的国外客人日益增多。1987年葡萄牙首相席尔瓦、1998年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比利时首相让·吕克·德阿纳先后参观了墓地。
三、2000年10月1日,发生了“梵蒂冈封圣”事件,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北京市领导、北京市委党校领导都对有关传教士的问题改变了初衷,持异常谨慎的态度。(https://www.daowen.com)
曾经对此事持比较宽容态度且做过文字批示的原市委书记、党校校长李志坚把新任的党校常任副校长找去,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原定2001年在党校校园内召开的“相遇与对话:纪念利玛窦来京400周年”的国际会议,被迫改址(后改在北京理工大学)。几年来已经有了良好开端的北京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被莫名其妙地解散。
2001年为了给申奥创造条件,表示中国政府尊重宗教,改任国家体委党组书记的李志坚与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商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面组织了“利玛窦研讨会”,由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持,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委党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天主教爱国会傅铁山主教发言。
四、“梵蒂冈封圣”事件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梵关系渐渐有所缓和,形势慢慢地有了好转。在中外各方的推动下,有关领导渐取谨慎开放态度。2010年,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之际,在墓地举行了多次纪念活动。
由于多方促成,2003年10月12日,以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朱荣先为首的市政协文化委员会代表团前来考察利玛窦墓地工作,参加者有王灿炽、张西平、吴梦麟、李申等。委员们参观了墓地之后,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准备提出一个提案。《光明日报》对此作了报道。2004年3月,由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起草的、由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高启祥领衔签名的政协提案《关于将“利玛窦墓地”建成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新景观的建议》,辗转传达至北京市委党校。但由于人大、政协的提案只对政府部门有约束力,而对作为北京市党委下属机关的党校并无约束力,被淡化处理,基本没有发生效力。作为提议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展室,搞搞停停,先说在2008年奥运之前完成,后又说在2010年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之前完成。但一直处于冷冻状态,最终胎死腹中。
早已被列为火灾隐患单位的“口字楼”终于在2002年不幸遭火灾,2/5的面积被烧毁。灾害促成了文物的修缮,北京市文物局出巨资将其原样翻建。翻建后该建筑被用来做党校的教学和办公用房,也成为利玛窦墓地相邻的一处历史景观。
2003年在意大利驻华文化专员康迪亚女士的建议下,党校组织力量拍摄了题为“利玛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片。该节目制作了中文、英文和意大利文三种版本,在国内、国际,特别是利氏的祖国—意大利多个场合放映后,受到广泛好评。作为主要的制作人,我为此被授予意大利总统仁惠之星二级勋章(此奖项多授予对意中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者)。
这一时期,前来参观的中外友人更加频繁,其中有意大利前总理安德雷奥迪、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意大利国防部副部长、经济部部长、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等等,其中还有来自罗马教廷高层的人士。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访京期间,也专程造访了利玛窦墓地。
中外媒体对利玛窦和来华传教士这一题目日益关注。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栏目、中央电视台“《故宫》摄制组,中央电视台10频道《历史名人与澳门》摄制组、国家教委《汉字五千年》摄制组、国务院新闻办、北京电视台《北京》摄制组,等等,先后前来拍摄墓地外景,有的还进行了专家采访。
2005年,曾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特别过问了徐日升墓碑的下落。因为之前葡萄牙科技部长曾向他询问徐氏墓碑的下落。宋健还为此曾亲自到墓地寻找未果。葡方提出重刻墓碑的动议,宋健曾与北京文物局接洽,还专门召见了文物专家吴梦麟。但后来因葡科技部长离任而暂停。
2006年国务院公布“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久文物局与档案局联手,又进行了国宝建档工作。我也参与其中。2008年西城区政府委托一咨询公司论证西单南片(包括天主教南堂)城市规划,提出建设利玛窦广场,但至今未见实施。
“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渐渐成为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引以自豪的一处历史景观。在校方的支持下,编印了题为《青石存史: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纪念画册(北京出版集团2012年版)。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2月6日意大利有关方与首都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大型展览《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开幕。当天上午意大利客人(大使谢萨先生、马尔凯大区主席马里奥·斯巴卡先生、米尼尼教授等)来墓地致词献花。5月11日是利玛窦逝世的日子,这天上午中意各方在对外经贸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下午会议代表又到墓地参观、献花。
10月27日意大利总统那波利塔诺偕夫人一行参观墓地,并对中方保护利玛窦墓地的善举表示感谢。早在一年前意大利文化遗产部部长博伊迪来参观墓地。他与中国国家文物局签约,合作对利、汤、南三通墓碑进行了科学的保护。
2012年开通的、号称最富有历史文化色彩的地铁6号线,贯穿车公庄大街。车公庄西站成为距离利玛窦墓地最近的地铁站。在该车站的大厅里装饰了纪念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型壁画。壁画以一幅巨大的由他制作的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为背景,几块大陆上印有利氏各种中文著作的片段。其中有《几何原本》《天主实义》《寰容较义》《交友论》《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还有他的中葡字典的手稿。对这段历史有了解、有兴趣的人往往在这里驻足观看。
2013年新任葡萄牙驻华大使的若热·托雷斯·佩雷拉博士对重新恢复徐日升墓碑一事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他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厉小捷举行了专门的会谈,获得中方的首肯,又向葡文化部和古本江基金会募集到5万欧元。徐日升墓碑的背阴刻有长达一千多字的康熙年间颁布的“容教令”。这一历史文件得以重见天日,为恢复利玛窦传教士墓地的完整性,书写了重要的一笔。镌刻墓碑的工作现已完工,何日在何地树立,我们将拭目以待。
2015年9月2日前来参加中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的捷克总统泽曼,来到传教士墓地,为安葬在这里的3名捷克耶稣会士献花。
20年前创建的“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自2000年以后因党校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被取消而缺乏经费,无法开展活动,甚至连一次会员会议都不能举行。2015年中国明史学会与广东肇庆学院协商,将分会移至该校承接,总算没有让这个全国唯一的有关利玛窦和西方传教士的学术机构半路夭亡。
五、回顾“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恢复重建30多年的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墓地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夕,在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的集体认同后,得以修复至今已经30多年。这30多年间,党的思想在不断解放,国家在日益开放、日益富强,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我们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当我们历数共和国的这些令人兴奋的变化的同时,偶尔回头一瞥这处小小的墓地近30年的经历,会惊诧地发现它与共和国的命运竟是如此地同步。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从30年前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到现在评价为“为中华文化输入新鲜血液”的中国人民的朋友;利玛窦墓地从“必须彻底砸烂,永世不得翻身”,到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同时也见证了我国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地是一面镜子。
墓地的修复和开放,向世界展示出我们国家正在逐渐向着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日益具有亲和力的方向发展。在共产党的干部学校中保存一处外国传教士的墓地,得到良好的日常管理,并且向一切参观者开放,使很多外国人感到惊讶,也是他们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墓地的存在,就是无声的对外宣传,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地又是一扇窗户。
墓地的参观者虽然有宗教情结浓厚的中、外基督徒和宗教领袖,但这在参观者的整体中不占多数。其他大多数参观者来自非常广泛的领域:政府首脑、部长和外交官,大学的教授,各国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涵盖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气象学、机械学等众多学科门类),以及来华的企业家和普通的旅游者。特别是那些参与了中国合作项目或生意来往的友好人士,他们通过重温几百年前那段特殊的中外关系史,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对中国的亲近感和友好情谊。从这种意义上说,墓地又是连接中外人民友谊的纽带。
近年来,人们对利玛窦和发生在几百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发生了兴趣,中外报社、电视台的媒体记者,博物馆界人士来访者、拍摄节目者络绎不绝,通过媒体的作用更多的人了解了这段历史。在老师的带领下,一些大学生、研究生,甚至中、小学生也到这里来参观。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外国年轻学生。利玛窦和来华传教士的故事,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平等交往、互相学习、和谐相处的典范。另外由于党校的特殊地位,近年来大量来自中央及各省市行政学院和党校系统的干部和教师,近水楼台先得月,参观了墓地,了解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知识。这对党校、行政学院从业人员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通过他们,影响到更多的党和政府的基层干部。这无疑会潜移默化地促进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地也是一个教育基地。
总而言之,36年来这一处小小的墓地与共和国一道走过了令世人瞩目的道路。回顾这一历程,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
[1]2007年北京市文物局协同北京市档案局,向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布置建立专业档案工作。从此北京市委党校档案室将有关墓地的历史文件资料建档、归档。本文所引用的资料如不特别注明,均出自此档案。
[2]本人亲眼目睹了此事,并承诺保密。但事隔已将近20年,对一生热爱中国的友好人士马爱德神父的临终愿望,就不必再隐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