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康熙皇帝处于同一时代的,世界上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有3位,在俄罗斯是彼得大帝,在法国是路易十四。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不仅各自在中国和法国创造了可以用他们的名号命名的光辉时代,并且通过一批法国传教士为媒介,架起了早期中法交流的桥梁。
17世纪是欧洲国家相继建立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要时代。1662年,英国国王批准由一些科学家组成的学术团体为皇家学会。1666年,经路易十四的批准,法国建立了皇家科学院,由国家资助活动经费,科学院院士领取国王津贴。法国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柯尔贝尔,曾任财政大臣、海军大臣,后兼任专管王室事务的国务大臣,有很大的实权,同时他又对发展科学和了解东方文化具有极大的兴趣。
1678年,在大清朝钦天监任职的南怀仁向欧洲的耶稣会寄了一封信,呼吁派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与此同时,法国天文台台长卡西尼也提出派人到东方去进行天文观测的建议。柯尔贝尔看到南怀仁的信,认为派传教士到中国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于是积极支持卡西尼,主张派遣法国传教士到中国去。当这一报告递交到路易十四手上时,这位极想扩大法国对外影响,增进与远东贸易的国王当即表示赞同。不久一个由6人组成的赴中国耶稣会士的名单产生了,他们是: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李明和塔夏尔。不巧,1683年柯尔贝尔去世,此事便搁置了两年。直到1685年3月3日,张诚、白晋一行才登上从法国布列斯特启程的远航船,其中塔夏尔在中途被暹罗(泰国)国王挽留,白晋、张诚等5人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7月到达中国的宁波港,在康熙皇帝的直接过问下,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2月7日抵达北京。康熙皇帝命白晋、张诚留在宫中服务,另外3人分赴外地传教。由于白晋、张诚的作用,也由于路易十四积极的东方政策,从那以后中国的西学东渐开始染上了浓重的法国色彩。
张诚,字实斋,原名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1654年6月11日生于法国凡尔登,父母笃信天主教,他17岁入修院学习数学、哲学。由家庭和教会学校的影响,他也很早就产生到远东传教的志向。白晋,又作白进,字明远,原名Joach Bouvet,1656年 7月18日生于法国勒芒市,年轻时即入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求学期间,他对沙勿略欲到中国传教却在上川岛上抱恨终生的故事有所耳闻,也受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卓越成就的巨大鼓舞,于是便萌发了到遥远的中国去传教的愿望。他们二人以类似的志向、经历和同样出类拔萃的才华,一道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选入首批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团中,他们都作过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贡献。
中俄交涉之后,张诚一直担任康熙皇帝的御前进讲教师,讲授过数学、哲学、医学和人体解剖学。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得了疟疾,太医院的御医们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发展,满城张贴求医问药的皇榜,还召了一些疟疾病人到宫中试药。恰好这时张诚在北京,他向皇帝献上了一种叫作金鸡纳霜的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他们先在一般病人身上试用,并无副作用,然后就给皇帝服用。康熙皇帝很快就痊愈了,他非常高兴,赐给神父们最渴望的礼物—靠近北海西岸的一处房产,为他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就是现在北堂(西什库教堂)的前身。
后来,“礼仪之争”造成中国政府与教皇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也导致在华传教士的分裂。张诚是主张依“利玛窦规矩”行事的,他为了调和双方,曾多方奔走,竟一病不起,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3月22日在北京去世。
白晋曾作为中国皇帝的使者出使欧洲。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6月4日,康熙皇帝由于对传教士在中国的表现十分满意,决定派白晋以皇帝钦差的身分回欧洲,去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白晋随身带有皇帝赠予路易十四的珍贵礼物,其中有49册装璜精美的书籍。白晋经过漫长的旅途,4年后才抵达法国。白晋的归国在当地引起了轰动。由于好奇而来拜访他的人们络绎不绝。为了满足法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应付他们没完没了的提问,也为了获得国王的支持,以便顺利完成招募传教士的使命,白晋写了一份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康熙皇帝本人和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白晋以赞美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尤其着力颂扬了康熙皇帝的睿智英明、豁达大度,称他除了不信天主教以外,是堪与路易十四媲美的伟大君主。这在当时的法国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这份报告后来以《中国皇帝历史画像》为题公开出版,对法国乃至全欧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法国人由来已久的对中国的好奇进而发展为仰慕和向往,把法国的“中国热”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招募传教士的使命很容易地就完成了,巴多明、雷孝思等一行8人随白晋踏上远航中国的旅途。他们此次乘坐的是一艘法国商船,临行前路易十四国王还向船长交代了另一项任务——多多搜集中国的海岸、港口、潮水、风向等航海资料,以及中国人的经商习惯等,为以后扩大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依据。康熙皇帝得知白晋返华并带来法国国王礼物的消息后,特派两名传教士从北京专程到广州迎接他。白晋这次出使的巨大成功,深得皇帝的赞许。康熙曾说过:“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唯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
正因为白晋能“稍知中国书义”,所以康熙曾命他深入研究《易经》。
从利玛窦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都对中国古籍经典有所研究。利玛窦认为,要想让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皈依天主教,最有效莫过于证明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家经典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白晋走得更远,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不仅与天主教教义完全吻合,而且简直就是教义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不但可以从中悟出其教义,甚至还能找到《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他提出,中国古籍中包含着两层意义,其表层意义是一般中国人所理解的字面意思;而其深层意义则是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只有深刻理解天主教义,对《圣经》耳熟能详的教士才能发现和理解。他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就是在做透过表层,揭示深层的工作。他说:“真正的宗教(指天主教的整个体系)都包含在中国的古籍经典中。圣子降生、救世主的生与死及其行为等主要秘密,都以预言方式保存在这些珍贵的中国典籍中。”他对《诗经》《礼记》《史记》等书都作了附会的解释,说姜嫄就是圣母玛丽亚,后稷就是耶稣,帝喾其实就是上帝。更有意思的是,他从汉字“船”中推导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了,因为“船”是由“舟”、“八”、“口”而组成,其含义是“八人乘舟而行”,便是诺亚方舟故事最为简略的表述。
白晋的这些认识,不仅我们今人看来是过于牵强了,当时的多数外国传教士也表示不能苟同。然而这也是他企图沟通中西文化的一种假说。虽然这种假说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启示,但他的另一种假说,却为一个科学的创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要从他与德国著名的科学家莱布尼茨的交往说起。(https://www.daowen.com)
莱布尼茨于1646年出生在德国莱比锡的一个书香门弟,15岁进大学,17岁获得硕士学位,20岁时完成博士学业,1675年,发明了微积分。1700年他促成了柏林科学院的建立,并任第一任院长。莱布尼茨很早就接触到来华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报道,对在那个遥远国度所发生的一切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689年,莱布尼茨在罗马期间结识了从中国回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与他多次促膝长谈,如饥似渴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后来他又与包括闵明我、白晋在内的多名在华传教士保持通讯联系。1697年,他主编了《中国近况》一书。
白晋在与莱布尼茨的通信中,介绍了中国的《易经》,他认为莱布尼茨提出的“二进制”所依据的就是中国古代关于数的科学所依据的原理。他把传说为伏羲所画的八卦中的阳爻“——”比作二进制的“1”,阴爻“- -”比作“0”。莱布尼茨在1701年,即与白晋通信之前就撰写了关于“二进制”的论文,但是他认为还不太成熟,不主张马上发表。但是当他与白晋在书信中就“二进制”与《易经》进行了多次讨论之后,便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于1703年将题为《关于仅用0与1两个符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其应用以及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的论文正式提交法国科学院。这篇论文于1705年正式发表。如果我们说,白晋将八卦与“二进制”联系起来的假说,为莱布尼茨的科学创见提供了营养,恐怕不为过分吧。
1730年(雍正八年)6月8日,白晋在中国度过了46个春秋,客死在远离故乡法兰西的异国土地上。
在来华的传教士中间,尽管都是信奉一个上帝,但他们彼此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就在耶稣会中,较迟来华法国籍教士与葡萄牙籍教士也有不和,平时居住和做礼拜也不在南堂,而在北堂。张诚死后,虽然起先暂时葬在栅栏墓地(即今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利玛窦墓地),但法国教士还是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地。1732年(雍正十年),即白晋去世后两年,他们终于在“正福寺”得到了一块墓地。
1735年(雍正十三年),张诚的棺木迁入新建的墓地。白晋以及本文中提到过的作过皇帝御前教师的巴多明、参与绘制《皇舆全览图》的雷孝思、冯秉正等,以及后来客死北京的法国传教士,都相继安葬在正福寺墓地。为了区别起见,栅栏墓地被称为“葡萄牙墓地”,正福寺墓地被称为“法国墓地”。
另一位被埋葬在“正福寺”墓地的著名法国传教士,是蒋友仁。
蒋友仁(Michel Benoist ),耶稣会士,1744年来华,先在钦天监协助修历,后因同人推荐,被任命为“造办处行走”,负责设计、监造圆明园的一处喷泉—“水法”。在皇帝宝座台基的后面,立着高大的石雕屏风,两边有巨型水塔和一个大水池。水池周围分列着12只石制生肖雕像,用来表示一天的12个时辰。每个石雕分别喷水一个时辰,周而复始,情趣盎然。这一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独特景观,来源于蒋友仁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也表现了他天才的设计能力。不仅当时的中国人,就是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中,也没有第二个能掌握其中的奥妙。他死后,喷泉出了故障,就没人会修理了。
蒋友仁第二个贡献在地理方面。康熙年间绘制《皇舆全览图》时,新疆一些地区因叛匪叛乱,未能全部实地测量。1755年(乾隆二十年),乾隆平定了准噶尔部,即命蒋友仁、何国宗、明安图等传教士携仪器测量新疆各地的经纬度。蒋友仁等人为此到达伊犁等地。后来,他受命负责总汇制图,将新测的数据补充进《皇舆全览图》,新图命名为《乾隆内府舆图》,最终完成了我国全部版图的实测绘图工作。
蒋友仁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传播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于1543年发表的,但直到1727年,才由科学家根据实际观测的数据给予了验证,而后科学界才普遍予以承认。罗马教廷也于1757年取消了对“日心说”的禁令。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蒋友仁在献给乾隆皇帝的《坤舆全图》中,介绍了这一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坤舆全图》是一幅长12.5尺、高6.5尺的世界地图,四周配有各种天文图和文字说明。其中部分文字介绍了西方的4种天文学说。第一种是托勒密的“地心说”;第二种是第谷的吸收了部分哥白尼学说的地心说;第三种是承认地球自转的地心说。蒋友仁说,第二、第三“二家虽有可取,然皆不如歌(哥)白尼之密。”然后就介绍第四种学说,即日心说。
就在蒋友仁在中国致力于宣传哥白尼学说的这一年,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这对热衷于学术传教的蒋友仁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因此抑郁成疾,于第二年,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10月23日中风而逝。蒋友仁死后葬在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