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

19世纪以后,欧洲发生了变化,天主教会发生了变化,古老的中国也发生了变化。“正福寺”这块小小的墓地的命运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道光皇帝在1821年承继大统。在他当政期间,仍然实行禁教政策,将包括南、北两堂在内的北京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教堂都收归国有。滕公栅栏及正福寺等传教士墓地改由俄国东正教教会代管。1827年,清政府将北堂收没入官,此间存于北堂的大量图书被移至正福寺传教士墓地,由一杜姓教友看管。谁知“杜姓之子又恐官厅搜查,故将书籍及西洋物品掘土埋藏。6年后发掘,物品尚存,而书籍已化为泥土矣。”

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随之而来的各国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各个不平等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自由。清王朝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传教禁令,被迫放弃了。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法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其中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的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法国)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皇上颁旨:“天主教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旧房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但是各处教会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不仅将很多“已改为庙宇民居”的旧址强行索回,还巧取豪夺并非教会旧有的房地产,搞得民怨鼎沸。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又打进北京,焚烧了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参与设计建造的子“万园之园”圆明园。咸丰皇帝被迫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命其弟恭亲王奕訢负责与英法商讨议和事宜。英法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在《中法北京条约》的第六款中规定,“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公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赁田地,建造自便。”

这时任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的孟振生,乘坐英法联军的炮舰北上,参与攻打大沽口的战斗,并担任法国外交使团的谈判翻译。他擅自在条约的文本中增加了“任佛(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内容。他生怕法军撤走后无威可恃,便要求法国侵略军总司令葛罗挟制清政府在城内外各处张贴保教告示,要求葛罗帮他索要过去被没收的教堂。1860年11月4日葛罗为此给恭亲王奕訢照会,要求将南、北两堂及其他地基房廊“给执照一纸”交还孟振生,奕訢只好照办。11月5日,葛罗写信给孟振生,说:“南堂与栅栏莹坟全已归还,今特转交主教。”还说:“遇有交涉归还教堂之事,务与法国驻中国大使布尔布隆联系。”孟振生不顾原住户在搬迁上的困难,并且未付任何代价就将当时清政府以8000两银子作赔偿而没收的北堂收回。只有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归还得较迟一些。

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自1732年(雍正十年)建立,直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北京教区主教毕学源病故时,已有106年历史。在此期间,坟地周围种植了果树和葡萄,四周护以砖墙。毕学源死后,坟地无人管理,加之附近居民痛恨洋人,墓地遭到较大破坏。孟振生依仗英法联军的势力,坚决要求奕訢发给归还正福寺执照,企图借此逮捕周围居民,从重治罪。奕訢先是不允,但在孟振生的威逼、要挟下最终还是屈服了,将归还正福寺的执照交给了他。执照曰:

“……查得西直门外正福寺,旧有西洋人坟地一处,现交与大法国钦差,转交主教孟管业,专派人看守,并饬知地方官,禁止附近居民,不得侵毁。如有侵毁者,准该主教呈明地方官惩办可也……”

孟振生为了防止周围居民再行毁坏墓地,决意要杀一儆百,给周围居民来一个下马威。在他的要求下,地方官绑着几名所谓曾经侵毁过墓地的村民到正福寺墓地前,当众进行审讯和惩处。审讯时,孟振生大发雷霆,对村民严加训斥,据他自己说,“直到迫使他们叩头领罚,才算完事。”从此孟振生全部接管了教堂和滕公栅栏、正福寺两处传教士墓地。

当时,有6具法国侵略军的尸体需要掩埋。法军最初提出要埋在南堂周围的小院里。把死人埋在城里,公然违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恭亲王奕訢闻讯表示不能同意,他恳求说,希望能顾及皇帝和他本人的面子,将尸体埋在京西的墓地。法军首领也许是怕激起公愤,同意了奕訢的请求,把被他们称作“可怜的遇难者”而实际上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死有余辜的侵略军,先是埋在滕公栅栏,几个月后,待正福寺墓地收回后移至该处。本来安葬着宗教文化使者的墓地,从此被武装侵略者的血迹玷污了。

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保存有名为《正福寺公教公墓记》的一帧拓片[1]。全文为拉丁文。其内容很简单,标明正福寺传教士墓地的几个重要年代:(https://www.daowen.com)

1732年,(即雍正十年)皇帝将此地赐予传教士作墓地;

1777年,(即乾隆四十二年)墓地建成;

1803年,(即嘉庆八年)重修墓地;

1863年,(即同治二年)被毁坏了的墓地又进行了重修。

碑文所指的最后一次重修,看来就是孟振生接管该墓地后进行的重修。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夏季,在清政府的许可下,大队的义和团员涌入北京城,攻打东、西交民巷使馆区和几座天主教堂。在义和团反洋、洋教的高潮中,包括滕公栅栏和正福寺在内的5处外国传教士墓地也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开,尸骨被焚毁,其它建筑也被毁坏。

义和团“庚子之役”之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 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第四款规定: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由各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2]在条约的《附件十》中规定:京都左近被污渎之诸国坟茔须建碑者有“英国一处,法国五处,俄国一处,共计七处。”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就是其中之一。 正福寺墓地重修后,周围又建起了教堂和教会小学。

笔者近日翻阅了《北京图书馆馆藏石刻叙录》,查得该书所录正福寺传教士墓地自始建之日起,共有外国传教士墓碑60通,其中绝大多数为法国人。值得注意的是,正福寺墓地于1900年修复之后就不再有人葬入了。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