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
南宋时期《仪礼》经学与实践礼仪分别向更纵深处发展，当代学者姚永辉在2019年《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上指出：
《仪礼》复振主要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仪礼》经学文本地位的提升，影响至元明。二是实践礼学的发展对《仪礼》的利用。宋徽宗时期首次在国家礼典中纳入庶民礼仪，比这更早，还存在着一股潜流，士人力图编纂既能使士庶有则可依，又能体现礼义精神、不同于汉唐的“仪注”，他们聚焦于《仪礼》并发掘经义，如胡瑗《吉凶书仪》《司马氏书仪》等，至南宋朱熹本《书仪》编写《家礼》，简省礼义阐释而突出礼文，更增强其实践价值。
《书仪》（图1），宋司马光撰。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共十卷。“书仪”本意为旧时士大夫私家关于书札体式、典礼仪注的著作，“盖‘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除《司马氏书仪》外，考《隋书·经籍志》，谢元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有《书仪》二卷，以至王弘、王俭、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
“三礼”书是儒家有关仪礼最重要的经典文献，虽然中国历代礼仪大多脱胎于此，但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断变革，不同时代的礼仪仪节多有损益。司马光鉴于此而著《书仪》，书中不仅对古礼书进行探讨，还对古礼书进行了符合现状的修订，试图纠正不符合当代礼法的风俗。《司马氏书仪·提要》引《朱子语录》曰：
图1 四库全书本《书仪》
胡叔器问四先生礼，朱子谓：“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
《书仪》不仅被朱熹高度评价，而且在朱子《家礼》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部分反映。朱熹《家礼》在《书仪》基础上再做简化，从而成为后世奉行的仪礼范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比了《书仪》“深衣之制”与朱子《家礼》“深衣制度”的区别，认为前者较《家礼》所说，更为详准。司马光《书仪·冠礼·深衣制度》，在以《礼记》及其郑注、孔疏以及《汉书》《后汉书》《释名》等古代文献为依据的同时，还进行了独自的考证。其中关于深衣的记述被《家礼》所继承，因此《书仪》在深衣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家礼》（图2）一般认为是朱熹所撰。《钦定四库全书》中，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撰写”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然自元明以来，流俗沿用。故仍录而存之，亦记所谓礼从宜、使从俗也。”
图2 《家礼》
现代学者主要从朱熹的文集和语录中找到其作《家礼》的线索证据，基本已证明《家礼》非伪书。朱熹《家礼》主记“冠”“婚”“丧”“祭”诸礼，大抵自《仪礼》《礼记》节录诠释，按类系事，事下为论辩，多引古事证之，进而为律例，以申法度，警示后人。书成之后，广为刊刻，流布于世。但书中错误不少，因题为朱熹撰，学者驳正者少。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濬撰《家礼仪节》，对《家礼》部分内容提出质疑，提出谬误数十条，自此以后，此类著作屡有问世。《家礼》版本有：汲古阁宋刊本、孝慈堂目宋板本、东湖丛记宋刊纂图集注本、洪氏刊宋本、望三益斋刊本、日本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元刊本纂图集注、御儿吕氏刊本、康熙辛巳（1701）汪氏刊本、明邱文庄刊本、邓钟岳仿宋刊本（《四库全书》所著录本）。
由于《家礼》版本丰富，且已有学者进行详细考证，在此不做细究，而引彭卫民先生观点如下：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所著《家礼》一书的原稿本在草成后未及付梓即被窃去，朱子易箦时，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均佚。传世的刊本中，依‘通、冠、婚、丧、祭’礼的编排体例，可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其中仅存的两种宋本为五卷本系统中的‘宋刻杨注附图本’（又称‘钞配本’）以及十卷本系统中的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的“纂图集注本”（简称‘集注本’）。论其臧否，以宋刻为善，元本、抄本、明本皆从宋本而出。“集注本”中的《家礼叙》为朱熹亲笔手书，仅凭此一点，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
近年来，学界对司马光《书仪》及程颐、张载等的家礼著作与朱熹《家礼》的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试图以此揭示出宋代四礼由北宋草创到南宋集成的历史过程；也有不少通过朱熹《家礼》在南宋以及后世的践行情况说明其源流、影响的研究。前者辨其源流，后者考证其流行；在前者的研究中，《家礼》为唐宋变革的“终点”，在后者的研究中，《家礼》为宋明相承的“起点”。
朱熹《家礼》成书后迅速流传，明洪武年间朝廷将其颁行于天下，作为民间嫁娶的典章制度：“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皇明制书·大明令》“礼令”第九条）朱熹《家礼》更在元明之际传入朝鲜半岛，被李氏王朝奉为国家典礼和士庶礼的标尺，朝廷以《家礼》为依据制定和修改国家礼典。
朱熹《家礼》受司马光《书仪》影响较大，而又有自己的取舍与安排，这是学界的共识。从司马光《书仪·冠仪》和朱熹《家礼·冠礼》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宋儒试图通过简化《仪礼·士冠礼》的细密仪节，制定更加简单易行的士庶冠礼仪文，以期复兴这一儒家古礼。在对比两者的“深衣制度”时，也可看出简化之意。因为儒学复兴时期，虽然深衣的流行与发展迎来机遇，但时过境迁，宋儒面对的乃是一个胡服流行、服制混淆，甚至“服妖”现象频发的社会。所以将古礼书中的深衣制度简化成便于实行的制度尤为重要。古礼书中深衣制度虽然影响深远，且为世代儒家研究深衣的蓝本，但在经历过魏晋南北朝后，便已没落。深衣在宋明清的复兴则源于司马光“深衣制度”的奠基和朱熹“深衣”的推广。特别是《家礼》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直接影响了深衣在东亚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