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图
首先我们来看《书仪》中的《深衣制度》。
司马光《书仪》的体例可以概括为：参照“古礼”制定“时俗”。其中《深衣制度》的引文以《礼记·深衣》（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为主，辅以《礼记·玉藻》《礼记·曲礼下》（郑玄注，孔颖达正义）。无绘制图录。
文中首先界定了深衣的概念：“名曰‘深衣’者，古之男子衣裳上下各异，惟深衣相连。”
深衣面料则为“深衣之制用细布”，“古者深衣用十五升布，锻濯，灰治。”
古者制布以苎始，棉花至宋元始入中国。宋以前所为布，皆是苎。细布，即细麻布。在古代，布八十缕为升，即单位幅宽内经纱八十根为一升布，十五升布就是单位幅宽内经纱为一千二百根。锻濯，也称打洗，即用木槌反复捶捣布料，使其柔软、有光泽，目前韩国仿制传统织物时，还有此工序。灰治，即用草木灰水对麻布做“精炼”处理，使其柔软。由于苎麻纤维分岔较多、毛糙易断，因而织造成布匹之前要先对其进行“上浆”处理，使苎麻纤维表面光滑，便于织造。但相应的，织物也会变硬挺，不适于穿着，所以用呈碱性的草木灰水来进行漂洗使其柔软。但在宋代，时俗似乎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司马光就在《书仪》中说：“今人织布不复知有升数，衣布者亦不复练，但用布之细密软熟者可也。”可见司马光的变通之处。
图3 马王堆汉墓出土罗地“信期绣”丝锦袍（曲裾）
王树金.马王堆汉墓服饰研究[M]//陈建明.湖南省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北京：中华书局，2018：41.
对于争议颇多的“续衽钩边”“衽当旁”，司马光将“衽”理解为“朱衣朝服”的曲裾。司马光在理解郑玄的汉时“曲裾”与“朱衣朝服”的关系时有误：“郑以后汉之时裳有曲裾，故以‘续衽钩边’似汉时曲裾。今时朱衣朝服后汉明帝所为，则郑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根据图像资料可知，汉代曲裾袍（图3）与宋代朱衣朝服制式不同，曲裾形态差异较大。但相较郑玄和孔颖达对“衽”与“裳”及“衽当旁”的理解，司马光的观点“所续之衽当身之一旁，非所谓余衽悉当旁也”最为合理。
关于深衣尺寸，有具体尺寸的，例如“袪尺二寸”，司马光将“周尺”换算为宋代“省尺”，周尺一尺合宋代省尺一尺五寸五分左右。也有没有具体尺寸的，如“衣要三袪”“缝齐倍要”“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由于“人有长短肥瘦”“经以臂短长，布幅阔狭皆无常准”，故他主张因人而为，只需遵循“法度”。
甚至对于“裳有十二幅，交解裁缝”，司马光认为只需由六幅交解为十二幅，交解后狭头与狭头相连、阔头与阔头相连之后，狭头向上，阔头向下，下倍于上。而具体尺寸则“其人肥大则幅随而阔，瘦细则幅随而狭，要须十二幅，下倍于上，不必拘以尺寸”。
对于《礼记·深衣》中的“曲袷如矩以应方”，司马光考证了郑玄、孔颖达、颜师古、朱勃等诸家所言之后，在多种逻辑推测中，司马光以“简易”—即古代造物的可行性为依据，认为以郑玄所说“袷，交领也，然则领之交会处自方”即“交领方”最为精准。这也出现在《四库全书》收录《书仪》时所作的提要中，提要中把它作为比较《书仪》与《家礼》的案例，并做出了“较《家礼》所说，特为详确，斯亦光考礼最精之一证矣”的评价。
此外，对于《礼记·深衣》篇中：“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繢。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司马光亦从“简易”，认为“缘用黑缯，缘广寸半，袷广二寸”。（今用黑缯，以从简易。）深衣用白衣，最早出现在《礼记正义》中，但却是司马光第一次明确了深衣使用白衣黑缘。
除《礼记·深衣》《礼记·玉藻》及其注疏内容外，司马光考证古礼书中“士”所用冠、巾、带、履等，首次完备了与深衣搭配的冠、巾、带、履的式样。
冠为玄冠，“玄冠亦名委貌，如今道士冠而漆之”。选用此冠的原因是：“道士所着本中国之士服，不变改者。其冠与《三礼图》元（玄）冠颇相仿佛，故取之。”
用幅巾，“幅巾，用黑缯，方幅裂缉其边”。理由是“后汉名士多以幅巾为雅”。
图4 深衣前图
图5 深衣后图
带为大带，“大带用白缯，广四寸，
缝之，黑缯饰其绅。纽约用组，广三寸，长与绅齐。”制定过程中考证古者制度，又兼顾了可行性。
“黑履白缘”，“复下曰舄，襌下曰履。《周礼》：‘舄、履用五色。’近世惟有赤、黑二舄。赤贵而黑贱，今用黑履、白缘，亦从其下者”。
“夏用缯，冬用皮。”
“古者夏葛屦，冬皮屦。今无以葛为屦者，故从众。”
由此可见，司马光考礼的巧妙性，不穷究至困，而用多维度多视角的考证方式，由此得出了最为合理可行的、符合现实社会的“时俗”。这是考证“深衣”历程中的里程碑。
接着我们来看《朱子家礼》中的《深衣制度》。
图6 着深衣前两襟相掩图
《朱子家礼》中对深衣的记载分为两部分。一是卷首《家礼图》中的深衣图说，由《深衣前图》（图4）、《深衣后图》（图5）、《着深衣前两襟相掩图》（图6）、《裁衣前法》图、《裁衣后法》图、《深衣冠履之图》构成，位于《家庙之图》及《祠堂之图》后。二是卷一《通礼》中的《深衣制度》，详细描述了深衣的制作方式，并介绍了由大带、缁冠、幅巾、黑履等构成的一袭制度。就其大略，列举如：“裁用白细布，度用指尺，中指中节为寸。”虽如此，但在具体部位的尺寸及用量上，仍以数字说明。
相较于司马光对深衣的考证，朱熹更为详尽，具体到“衣”“裳”“圆袂”“曲裾”“冠”“巾”的面料用量及裁剪方式。这些考证也体现在“深衣”图说中。
根据《深衣制度》可知，朱熹描述的深衣的做法为衣裳分裁，之后上下合缝。
“衣”用布二幅，中屈成前后四幅，“如今之直领衫，但不裁破腋下”。长度过肋，下与裳相连。衣一幅对应裳三幅，围度约七尺二寸。这样制作的结果就是对襟不相掩，如《深衣前图》所示。根据《裁衣前法》图（图7）、《裁衣后法》图（图8）可知，衣幅长度为四尺四寸，中屈后前后各二尺二寸。由于缝缀领子时，需要在领部裁剪，因此前襟处长为二尺四寸。“平正仅于着也”。在《深衣前图》裳的下侧有“裳下曰齐（音咨）”，但对襟下垂时，并不平正；两襟相掩之后，方能下边平齐。
图7 裁衣前法
图8 裁衣后法
“裳”用布六幅，交解成十二幅。上连衣片后长度及踝。“交解”方式为一头广、一头狭，狭头为广头的一半，狭头向上，广头向下。十二幅合缝后与衣相连，下边及踝处围度为上边的两倍，约一丈四尺四寸。《论语·乡党》中说“非帷裳必杀之”，孔子认为如果不是上朝或者祭祀穿的正幅做的下裳，一定要裁去一些布。《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有：“郑康成云：帷裳，谓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倍要。《礼记》深衣制，短不见肤，长不被土。然则朝祭之服当曳地，服言是也。”
在《深衣前图》中裳之左侧有“续衽钩边”，右侧有“缝合此处，谓之续衽钩边”。在《深衣后图》中裳之左侧有“此边既合缝了再覆缝，方便于着。以合缝者为续衽，覆缝为钩边”。由此可知，朱熹对“续衽钩边”的理解并不合理。
左右“袂”各用布二幅，和衣片长度相同，连属于衣之左右。为形成“袂圜以应规”之象，由下而上渐圆杀之，以至袂口。袖口宽为一尺二寸。
“方领”，两襟相掩则两领之会自方。如《着深衣前两襟相掩图》。
“曲裾，用布一幅，如裳之长。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广头向上，布边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状。又稍裁其内旁大半之下，令渐如鱼腹，而末为鸟喙，内向缀于裳之右旁。”
虽有《曲裾裁制》图（图9）、《曲裾成制》图（图10）及《曲裾缝制》图（图11），但其说仍不详，深衣前、后及相掩图中均没有“曲裾”的绘制。因此曲裾的位置及功用无法确定。
大带（图12），“带用白缯，广四寸，夹缝之。其长围腰而结于前，再缭之为两耳，乃垂其余为绅，下与裳齐，以黑缯饰其绅，复以五采绦，广三分，约其相结之处，长与绅齐”。
图9 曲裾裁制(https://www.daowen.com)
图10 曲裾成制
图11 曲裾缝制
图12 大带
缁冠（图13），“糊纸为之，武高寸许，广三寸，袤四寸，上为五梁，广如武之袤，而长八寸，跨项前后，下着于武，屈其两端，各半寸，自外向内而黑漆之。武之两旁，半寸之上，窍以受笄，笄用齿骨凡白物”。
图13 缁冠
图14 幅巾
幅巾（图14），“用黑缯，六尺许，中屈之。右边就屈处为横
，左边反屈之，自
左四五寸间斜缝向左，圆曲而下，遂循左边，至于两末复反所缝，余缯使之向里，以
当额前裹之，至两髻旁，各缀一带，广二寸，长二尺，自巾外过顶后，相结而垂之”。
黑履（图15），“白絇
纯綦”。
图15 黑履
以上则为朱子深衣制度，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1.“曲裾”的合理性。
2.对襟时，前后布幅尺寸相当；但交掩之后，则“左前”与“右前”大面积相交重叠，前后布幅严重不等，不符合常理。所以裳十二幅的分配有误。
3.续衽钩边之误。
虽然该深衣制度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特别是“交领”“续衽钩边”之谬；但由于《朱子家礼》的传播，深衣由此开启复兴之路，中国以及东亚的儒服历史也进入新的阶段。
以上为司马光及朱熹的“深衣制度”，但深衣在宋代的发展情况，根据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可以看出：
三代时衣服之制，其可考见者虽不一，然除冕服之外，惟元端、深衣二者其用最广……至于深衣，则裁制缝衽，动合礼法，故贱者可服，贵者亦可服；朝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养老，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夫、士服之以夕视私朝，庶人服之以宾祭，盖亦未尝有等级也。古人衣服之制不复存，独深衣则《戴记》言之甚备。然其制虽具存，而后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诡异贻讥，则以儒缓取哂，虽康节大贤，亦有今人不敢服古衣之说。司马温公必居独乐园而后服之，吕荥阳、朱文公必休致而后服之，然则三君子当居官莅职见用于世之时，亦不敢服此，以取骇于俗观也。盖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视之矣，可胜慨哉。（《文献通考·王礼考六》）
由此可知，及至后世，穿着深衣并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就连北宋邵雍（康节）这样的贤者也厌恶穿着古服，司马光（温公）及吕希哲、南宋朱熹也只是私下穿着，即便如此，也被认为是骇俗之举。除此之外，可以确定的是，在北宋深衣制度失传或隐匿已久。且在北宋人们开始尝试复原古服深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宋代以道学家为核心，热切期望“复归古礼”不无关系。复兴长期以来被人忘却的深衣，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需求。
司马光曾制作并穿着深衣。关于这一点，邵伯温（邵雍之子）的《邵氏闻见录》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尝为康节曰：“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曰：“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温公叹其言合理。（卷十九）
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卷十八）
对于康节“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的说法，司马光“叹其言合理”，但朱熹的态度则相反。
康节说“某今人，须着今时衣服”，忒煞不理会也。（《朱子礼纂·丧》）
去古益远，其冠服制度仅存。而可考者独有此耳，然远方士子亦所罕见，往往人自为制，诡异不经近于服妖，甚可叹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书·答颜鲁子》）
因为朱熹的立场是，虽然不可能全面恢复古礼，但是有必要汲取古礼之精神，创造顺应时代利益的冠服制度，以保持礼的秩序。关于朱熹日常穿着深衣的情况，根据《朱子语类》和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侍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所载可知：
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侍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
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褖，裳则用白纱。（《朱子语类·内任·杂记言行第二十二条》）
可见，朱熹与司马光一样，制作并穿着深衣，但朱熹的穿着场合则与司马光仅限于私下穿着不同。而根据《宋史·舆服志》来看，在宋代“深衣”的用度似乎已经趋于制度化：
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襕衫。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颁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又不能具，则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为盛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
图16 金矱（1572—1633）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深衣、大带，现藏于韩国京畿道博物馆。
出处：김확 합장묘 출토복식（金矱合葬墓出土服饰）[M].京畿道：京畿道博物馆， 2007： 151，290.
冠礼，三加冠服，初加，缁布冠、深衣、大带、纳履；再加，帽子、皂衫、革带、系鞋；三加，幞头、公服、革带、纳靴。其品官嫡庶子，初加，折上巾、公服；再加，二梁冠、朝服；三加，平冕服，若以巾帽、折上巾为三加者，听之。深衣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属于衣，其长及踝。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大带、缁冠、幅巾、黑履，士大夫家冠婚、祭祀、宴居、交际服之。（《宋史·舆服五》）
随着《家礼》的传播，“朱熹深衣”在汉文化圈广泛流传，现韩国存世有朱子深衣文物和身着朱子深衣的古代人物画像。
2001年春，位于韩国京畿道抱川市苍水面楸洞里的金矱（1572—1633）夫妇合葬墓在迁葬过程中出土了百余件服饰，其中有深衣、大带各一（图16）。深衣为麻布制作的单衣，衣长为135厘米（上衣51厘米加下裳84厘米），通袖长118厘米，上身宽90厘米，带子长22厘米，袖笼宽51厘米，袖宽28.5厘米。大带长350厘米，宽10厘米。对襟直领，裳十二幅均为梯形，基本属于“朱熹深衣”的范畴。现藏于韩国京畿道博物馆。
1999年12月20日于韩国首尔市麻浦区上岩洞李益炡（이익정，1699—1782）墓出土的深衣及大带（图17）也属于“朱子深衣”的范畴。深衣长145厘米，通袖长119厘米，上身宽为66厘米，袖笼宽52厘米。对襟直领，裳十二幅均为梯形，是由素缎制成的单衣，上下分裁后缝合，在袖口、下摆和衣襟镶黑色缎制缘边。腰部系大带，在腰前系同心结，同心结上系组带（230厘米）垂下。现藏于檀国大学石宙善纪念博物馆。
朝鲜半岛“朱熹深衣”制式的出土服饰不止于此，碍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但仍可见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图17 李益炡（이익정，1699—1782）墓出土的深衣及大带，（韩国）檀国大学石宙善纪念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