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图
《家礼仪节》卷一《通礼》中，有《深衣制度》《裁衣法》《深衣考证》，以及《深衣前图》《深衣后图》《深衣掩袷图》《新拟深衣图》《大带·缁冠》《幅巾图·履图》，此外还有《屈指量寸法图》《伸指量寸法图》。而在此时深衣的用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即在“丧礼”中用作陈袭衣。
在《深衣制度》中，丘濬首先概括了深衣的发展：
去古日远，古服不复可见已，幸而遗制尚略见于《礼记》之《玉藻》，而其义则详著于《深衣》之篇，后之君子犹得以推求其制度……宋司马温公始仿古制深衣以为燕居服，而文公先生亦服之。
后世亦有考证，但与《家礼》不尽合。因此丘濬依照《家礼》兼用附注之说而折中于古礼，且文以浅近之言使览者易于理解。“裁用白细布，度用指尺”条下，丘濬附注：“中指中节为寸”。
《裁衣法》为根据《家礼》的裁衣法而作考证及附注。其见解在后面的《新拟深衣图》中有更加直观的呈现。
《深衣考证》为丘濬对“深衣制度”的考证，丘濬引乐平马氏之言：
古人衣服之制不复存，独深衣则《戴记》言之甚备，然其制虽具存而后世苟有服之者。
图2 深衣前图、深衣后图、深衣掩袷图
结合康节、司马温公、朱熹对待深衣的态度，丘濬认为“深衣之在宋，服之者固已鲜矣”，何况数百年后的明代，“而文公之道大明于今世，《家礼》为人家日用不可无之书，居官莅职者固当遵时制，若夫隐居不仕及致政家居者，人宜依古制为一袭，生以为祭燕之服，死以为袭敛之具，岂非复古之一端也哉”？但由于《家礼》本《书仪》，较为简略，其制式不尽详备，丘濬遂考证经史诸说，以为“深衣考证”，有所折中。在此，丘濬主要以《礼记·玉藻》《礼记·深衣》《仪礼·士冠礼》《仪礼疏》《汉书》《书仪》为本，进行考证。
《深衣前图》《深衣后图》《深衣掩袷图》（图2）是为朱子深衣图，下附丘濬之说。对于《家礼》深衣与《玉藻》篇、《深衣》篇不同的部分，丘濬认为应恢复古礼，以古礼为准。他认为朱熹“深衣制度”为温公根据《礼记·深衣》篇所新制，非古礼相传者也，愚于考证。
《新拟深衣图》（图3）则明确表达了丘濬对深衣制式的理解，此深衣领之两端各缀内外襟，穿着时两领相交则有“方领如矩”之势。裳六幅交解为十二幅，衣二幅连裳四幅，则裳前左四幅，前右四幅，后四幅。对照《家礼》深衣可知，丘濬基本恢复了朱熹以前的深衣制度。
图3 新拟深衣图
《宋史·舆服志》中可见宋代对于深衣的下裳布幅的认识：
又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后四幅，前为阳以象奇，后为阴以象偶。惟深衣、中襌之属连衣裳，而裳复不殊前后，然以六幅交解为十二幅，象十二月。其制作莫不有法，故谓之法服。（《宋史·舆服三》）
《大带图》（图4）、《缁冠图》（图5）、《幅巾图》（图6）、《屦图》（图7）则是以《家礼》中的图式为本，丘濬有不同意见的部分则另绘制图式。值得注意的是《屦图》，丘濬认为《家礼》中深衣用白而屦用黑不符合常理，根据《仪礼》中玄端用黑屦，提出了“屦当顺裳色”，这与古代礼服着装法度相合。
图4 大带图
图5 缁冠图(https://www.daowen.com)
图6 幅巾图
图7 屦图
图8 屈指量寸法图
图9 伸指量寸法图
《屈指量寸法图》（图8）、《伸指量寸法图》（图9）是取《针经》图对指尺的说明。《家礼》中以人身有长短，所以裁深衣及衰服皆用中指中节为寸。但也有学者认为人的中指之长短略同，所以此不能为定法。《针经》图认为人的指节长短与人的身体长短相符，以此裁衣没有不合体之说。但由于世人不知取法，所以丘濬将《针经》图附于上，将其定法著之于下，使裁衣者有所依据。《针经》云“中指第二节内度两横文相去为一寸”，又云“中指中节横纹上下相去长短为一寸，谓之同身寸”。注云：“若屈指，即旁取指侧中节上下两文角相去远近为一寸。若伸指，即正取指中自上节下横文至中节中从上第二条横文长者相去远近为一寸，与屈指之寸长短亦相符合。然人之身，手指或有异者，至于指文亦各不同，更在详度之也。”
由此可见，此时的裁衣方式已经融入了“个体定制”的概念，即以身体尺寸为根本，进行尺寸的设定。中国古代度量方式的演变也值得关注。
据史籍记载，“黄帝命伶伦始造律之尺名古律尺”。大约到了夏商周时代，人们营造城池、兴修水利、丈量土地、打造兵器、交换物品等活动已经离不开尺了。《六韬·农器》记载：“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现存出土的古骨尺、古玉尺基本断定为殷商时代所出。
说起尺度的起源，基本上有三种说法，《汉书·律历志》记载：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计量长短有五个尺寸，尺度起源于记录黄钟音频并用黍表达出来（实际上还与体积、重量及音律相关）。这就是古代的“累黍定尺”之说，即以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为九寸，选用中等大小的黍子，横排九十粒为黄钟律管之长，一百粒恰合一尺。律管容积为容量单位一龠，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一龠之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这使度量衡三者建立在物理量的自然基准之上。
尺度起源的第二种说法，就是以蚕丝为基本单位的参照。《孙子算经》说：
度之所起，起于忽，欲知其忽，蚕吐丝为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氂（厘），十氂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五十引为一端，四十尺为一匹，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三百步为一里。
除了蚕丝，也有以马尾为参照的。无论是蚕丝还是马尾，较之“黍”都要精细许多，这说明到了汉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计算的精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忽”这种细微的计量单位应运而生。“忽”上分别是“丝、毫、厘、分、寸、尺、丈”，并且还有了“引、端、匹”等长度单位。我们现在说“分寸”“丝毫”在古代都是确实存在的尺度。历史证明凡是社会发展都会在精细和宏观两端有所诉求。
而最令人信服的起源之说应该是“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两手曰拱，一手曰把”。纵观历史，人们总是就地取材，用最简便的方法获取工具和成果。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度量衡的起源，以身为度是尺度的萌发，累黍定尺是尺度的系统化，吐丝为忽是尺度的精细化。统一度量衡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与维护作用，使诸如商代牙尺、骨尺等计量工具定型化、制度化。
尺度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从小变大的过程。唐以来历代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一营造尺合0.32米，商代为15.8厘米，战国为23.1厘米，唐朝为30厘米左右，宋以后为32厘米左右，明清为35厘米左右。
综上所述，丘濬《家礼仪节》考证了《家礼》深衣制度，主要改变为在上衣前片加两襟，从而将朱熹深衣的“对襟”形制改为交领右衽；裳十二幅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改为前左四幅、前右四幅、后四幅的形态。可见，《家礼仪节》本《家礼》而作，但对《家礼》并不盲从，而是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重新做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