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图
一、野服篇
野服（图3）与朝服相对，一言以蔽之：在野之服。然则细分，有如下之义。
图3 书中野服之效果图
野服最早见于《礼记·郊特牲》：“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孔颖达疏：“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人之服。今岁终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此处的野服指的是捕捉鸟兽的野人所穿之服，野人即在山野之间劳作的山野村夫或猎人。由此我们可得知，最早的野服是乡野村民之服。而到了后期，《晋书·隐逸传·张忠》载：“坚赐以冠衣。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此处根据文意，可知张忠自认为年纪大了，头发脱落，形象不佳，不能配得上正式的衣冠，故请求着野服觐见。由此可推测，此处的野服并非指乡野村民之服（张忠并非乡野村民），而是一种等级不高之服，故我们可理解为平民之服，或者说便服。
野服与冠服相对，前文讲其为村民之服，重点是其身份职业；后者讲其为平民之服，着重的是等级。野服由村民之服扩展到一般人皆可穿着之服。这也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区分方法，服饰主要按照等级和职能区分。同样，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在讲野服之制时也说：“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方凤《野服考》也明确说道：“野服之制始于逸民者流，大都脱去利名枷锁，开清高门户之所为，是非缮性元漠，抱度宏虚，弗能也。”由此可知，野服发展到后期已成为仕人的日常服装，也就是便服。
图4 野服之论
综上，野服最开始指的是乡野村民、猎人、渔夫等人的服装，因村民们自在潇洒，不拘官场险恶，纵情山水之间，加之其服装十分轻便，无太多烦琐礼仪，故为许多仕人所倾心。或是向往他们的自在潇洒，或是喜爱这种无拘无束的穿着，野服渐渐成为了仕人们日常着装的选择。这一点在图3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村野乡夫是不太可能穿着这样的长衣去参与劳作的。
野服最初作为乡野村民之服，其用途自然是御寒保暖又方便劳作。发展到后期的仕人便服，即为穿脱方便的家居服。前期，或是村民、猎人、渔人等所着，年终祭祀天地、谷物之神时的贵族以及执事等人也有穿着；后期，低至市井平民，高至达官贵人，皆可穿着。
早期作为乡野村民之服时，穿着时间应是村民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候，譬如劳作在田、闲适于家、买卖于市。而后期成为普罗大众的便服则大大限制了其穿着场合与时间范围，因野服实际上并非正式礼服，其简便舒适的特点也注定了其只能作为燕居之服，对于高官仕人来说，只能在家或者自在地外出郊游时穿着。《鹤林玉露》载：“朱文公（朱熹）晚年，以野服见客……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之不能然。……然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由此可知，这里的野服或与一般平民之野服有所不同，因其有大带：“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并且“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大带，多数为礼服上的部件，此处加于野服之上，应是仕人为避免自身所着野服太过平民化而加诸其上以提升一定等级。我们由此也可知道，野服作为燕居在家的便服时，可以用以会客，但所会之客须是主人的同辈或者小辈。当然，当其作为一般平民之服时应和前期野服相同或类似。
下面就其形制简要说明。
上衣色彩可用黄、白、青三色（图5），此处黄色当不与天子禁色之黄色相同。明代仅皇家可用赭黄色，结合下文“裳必用黄色”，取《易经·坤卦》“黄裳元吉”之意：黄乃大地的颜色，穿黄色的下裳吉祥；那么可推测这种表示吉祥的黄色应是大地的颜色，即土黄色，与皇家所用赭黄相区别。
先秦时期，受限于染织技术，黄色的使用并不广泛。《仪礼》记载周代礼仪中的服饰穿着，郑玄注：“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可知，此时的黄色地位并不高。
图5 衣用黄白青皆可
秦汉时期，秦朝承水德尚黑色，此时的服饰制度并未完全建立，在服饰色彩的选用上也以黑为主。汉朝服饰制度则几经变化，汉初尚赤，《汉书》载：“汉承尧运……旗帜上赤，协于火德。”汉武帝时期，又改为“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而《后汉书·舆服志》又记载：“诸侯王赤绶……公、侯、将军紫绶……千石、六百石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可知，在汉朝，黄色虽然曾一度被尊为上等色，但在几次变迁中，其地位并不稳定，至汉末，黄色的地位也并不高；至隋唐，黄色的地位才渐渐被确定。《旧唐书·舆服志》载：“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着黄袍，出入殿省。”《新唐书·车服志》载：“初，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绫袍……与贵臣通服。”这说明，从隋朝开始，黄色被广泛使用，但此时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皆可着黄，黄色的地位还没有被确定。
唐朝行土德，尚黄。《旧唐书·哀帝本纪》载：“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天宝十年（751）“改诸卫旗幡队仗，先用绯色，并用赤黄色，以符土德”。武德初下令，赤黄色不得为士庶所用。《旧唐书·舆服志》载：“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新唐书·车服志》记载：“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遂禁臣民服。”至此时，赤黄色在服饰上的地位已经明确只能为天子所用。
唐高祖时期，黄色还能为士庶所用，如《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六品以上……色用黄……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色用黄白。”到了总章元年（668），恐各类黄色与赭黄相混，开始下令一律不许穿黄。《旧唐书·舆服志》载：“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从此黄色就成为了帝王的专用色。
宋代，《宋史·舆服志》载：“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宋因之，有赭黄、淡黄袍衫。”宋代沿袭唐代的衣冠制度，黄色也依旧保持其尊贵的地位。
元代，服饰制度依照宋制。《元史·舆服志》载：“庶人除不得服赭黄……帐幕用纱绢，不得赭黄。”可知，在元代，黄色的地位依然尊贵。
至明代，黄色依然是极其尊贵的颜色。《明史·舆服志》中描述了很多黄色在车辇服饰中的使用情况，如天子大辂大量使用黄色，皇后亦同，而皇太子与亲王只能使用红色。《天水冰山录》是明代权臣严嵩家产被抄之目录，册中记载“黄闪色缎八匹”（闪缎是一种具有闪色效果的素缎和缎地提花织物，通过采用对比强烈的异色经纬来织得）。《明史·舆服志》载：“后敕南京织闪黄补麒麟、仙鹤，赐严嵩，闪黄及上用服色也。”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天子专用黄色仍是赭黄，即赤黄，一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天工开物》载：“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赭黄亦先染丝。”
清朝，仍以黄色为贵，但此时的黄色纯度、明度大大提高，亮黄色、明黄色成为皇家用色。《清史稿·舆服志》载：“凤车，木质，髤明黄……坐具亦明黄缎为之。”康熙二十三年（1684），“礼服用黄色、秋香色、蓝色五爪、三爪龙缎”。雍正元年（1723），“定礼服用石青、明黄、大红、月白四色缎”。从清朝历任皇帝画像来看，明黄也是皇帝服饰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颜色。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综上，黄色并非自古就是皇家专用的颜色，甚至大规模使用黄色也是从隋朝才开始的。自唐朝开始，黄色才渐渐成为皇家专用色。并且自唐朝至明朝，皇家所用黄色以赭黄为主，到了清朝才专用明黄色。
衣裳形制共三种。深衣制衣：上衣与下裳分开裁剪，制作好之后又相连，在腰间有一条横向连接线；通裁制衣：无上衣下裳之分，衣服从上至下通裁缝制而成，自领至摆是一整块布匹，中间无裁剪与连接；上衣下裳制衣：上衣与下裳分开裁剪制作，而后不加连接，为两件穿着。此为古代中国衣服的三种基本形制。
“直领，两带结之。”直领又分直领对襟与直领交领，《朱氏舜水谈绮》中说：“直领与官领异，故谓之直领，非对衿之谓也。”故可知此处为直领交领。右边衣襟交于左边在下，左边衣襟交于右边在上，以小系带结之，谓之交领右衽。当系小系带时不系大带，系大带时不系小带。
“缘以皂，如道服。”皂色，即纯黑色，区别于玄色这种微带红色的黑色，由此处也可得知，道服的衣缘也是皂色。
“长与膝齐。”衣长下摆至膝盖。此处区别于礼服的衣长，因礼服大多衣长至脚踝，故便服衣长不能过长。
“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下裳用黄色，同上文，也是土黄色。“中”有前中与后中，即前面肚脐至下的裙幅加后面臀部至下的裙幅共四幅。此裙幅称之为马面，即无褶子的光面，在前面正中处有交叠的两个光面裙摆，在后面正中处亦是，共四幅光面。而两旁为襞积，即有褶子的裙幅，左右两旁各两个有褶子的裙幅，共四幅。不相属即为不相连接，下裳只在裙头共腰，即在裙头处相连，自裙头以下的左右裙幅不相连接，故前后马面需要交叠以防走光。左右每幅裙的结构为：一个马面在前，连接两幅有褶裙幅在左（右），再连接一个马面在后。
“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裙头和下裳一样用土黄色。
“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大带的材质为白色的绢布，带两缘是青色或皂色。此为大带之色，小带之色未提及，但推测小带应是与衣同色，因小带连接在上衣上面，属于上衣的一部分，并且小带不像大带有礼仪的表示，故不会为小带单独再设颜色。
图6 野服前图
图7 野服后图
《朱氏舜水谈绮》一书中对野服的裁剪（图6-7）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用纱二幅，纱幅以一尺四寸半为则，中折前后为四叶，长及膝下。其在前两叶上留一尺四寸，从一边裁截六寸许为袼，自腋下至齐直修起，上阔二寸，下阔一寸，向外为虚缝。别用裁片二条，一条上阔五寸，下阔一尺一寸，缝连虚缝之幅外，一条，上阔三寸余，下阔五寸半，并缀前条之外，左右如一，是谓摆。摆头各缝缀于腰间。
裾内头别用裁片，上阔七寸，下阔一尺一寸，上缀领之中间当乳处，上头一边出于领外处斜截，去以为外襟；又用一片，上阔二寸半，下阔五寸，缀领端为内襟。
其在后两叶亦上留一尺四寸，从一边裁截六寸许为袼，腰间两叶通留阔一尺七寸，齐边两叶二尺一寸半许，自腋下至齐截去幅边是谓裾。
袂用纱二幅，各长三尺，每幅中折为前后两叶；每幅长一尺五寸，缝连衣身，却从腋下渐渐修成至袖下边，袖口留一尺五分，缝合其下以为袂。
图8 裁剪示意图1（注：裁剪示意图，均是本篇作者绘。后同。）
图9 裁剪示意图2
领用皂帛一条，长三尺四寸半，阔三寸五分，为领，如常衣法，只直领耳；别用帛一条，长阔与领齐以为领里，缘用皂绢为之，衿、裾、袂口及齐皆用二寸二分。
野服使用布幅为两幅，每幅宽一尺四寸半，长度因人而异，至膝盖部位。将两块布幅从中间对折为前后两部分，前面两片，后面两片，共四片。前面两片从上留出一尺四寸的长度，于此往内裁掉六寸，往下直角裁掉一个方形布片，形成野服的肩与衣身。（图8）
在裁好的衣身腰部上部留二寸，下部留一寸，虚缝；另取两条布，一条上宽五寸，下宽一尺一寸，缝连于衣身虚缝，另一条上宽三寸多，下宽五寸半，缝连于前片上；前片往衣身内部折，形成内摆，衣身左右相同。内摆用处为在衣身两侧不漏出里衣的情况下，扩大衣身下摆，方便行动。（图9）
另取两条裁片，一条上宽七寸，下宽一尺一寸，上头缝连于领上，突出领子的部分斜裁掉（后面讲领时配合解说），这部分为野服外襟；另一条裁片上宽两寸半，下宽五寸，上头缝连于领子的末端。（图10）
图10 裁剪示意图3
图11 裁剪示意图4
后两片裁法稍异于前两片，同样是上边留出一尺四寸，往内裁六寸的长度，不同的是往下裁时并非直角向下，而是使下摆呈梯形的裁剪，下摆的总长度为二尺一寸半左右，腰间长度为一尺七寸。此处斜向下裁剪的原因是：前片为了做内摆，缝合的摆的布片会有部分突出衣身，使得前片衣身不再呈现直角，为保持和前片的统一，也为契合内摆，故斜裁。（图11）
袂的做法是取三尺长的布幅，对折，每幅宽一尺五寸，一头缝连于衣身肩袖处，从袖口下方引线往后，经过肩袖最下方，于腋下渐渐修成圆弧。袖口留出一尺五分，其余缝合。左右袖相同做法。（图12）
图12 裁剪示意图5
图13 裁剪示意图6
领长三尺四寸半，宽三寸五分（虚线为内襟，实线为外襟），皂色，另取一条相同长度、宽度的布条作为领里，缝连于衣身及衣襟。内外襟缝连方式如图示（图13），外襟超出领的部分斜裁掉，内襟上部较窄，包于领内。
图14 《朱氏舜水谈绮》中下裳马面裙图
最后，野服下摆、外襟、袖口、后裾各加上二寸二分的皂色衣缘。
下裳裁剪（图14）：
用帛八幅，帛幅以一尺一寸为则，其长短随人身。自中及左一边缝四幅作一联；自中及右边缝四幅作一联，两边不相连，两胁各做三个辄（褶）子。其作辄（褶）子也，于两胁幅上头将入腰处用指提起帛少许，折向右，又提起少许折向左，相向辏着用线缀住而空其中间，其大小随人肥瘦耳。其缝也边幅皆向内，左四右四共八幅，左边一幅掩于右边一幅为前马面，同作一腰；别用帛，阔四寸半，长三尺五寸许，阔中折之为裳头，裳头两端各有带；以前马面当于脐边，左幅止于右胯，右幅止于左胯，则右端一幅掩于左端一幅为后马面。故虽八幅，围腰止六幅耳。
予见明制裳，有十二幅者，有六幅者。十二幅裳左右各一联，每联两端用全幅，中间四幅各用半幅，两联通为十二幅，前后有马面且当两胁处各做辄（褶）子六幅，裳左右各一联，共用全幅，前后有马面，当两胁二幅，各有六个襞积，前后相向。野服之裳只八幅耳。
图15 裁剪示意图7
图16 裁剪示意图8
根据文中描述，马面裙左右两联各用四幅布拼接而成。观其插图，单看其中一联，有三条粗虚线与两条细实线。四幅布拼接成一幅，自然会有三条拼接的痕迹，故图上粗虚线即为拼接痕迹，细实线当为褶痕。文中描述打褶方式为“于两胁幅上头将入腰处用指提起帛少许，折向右，又提起少许折向左，相向辏着用线缀住而空其中间”，按其描述，当为工字褶。如图示（图15）：图中红线为布幅拼接痕迹，裙头将会缝合于蓝色部分。
图17 裁剪示意图9
两个前马面重叠缝于裙头上，穿着时，两个后马面也交叠，故围于腰间只有六幅（图16）。
除了这样八幅布制成的裳外，明制裳还有十二幅布和六幅布制成的裳，其制法与八幅相似。但野服的裳是八幅的。
图17为六幅裳的其中一联打褶示意，红线为布幅拼接痕迹，蓝线连接裙头。
关于大带（图18）：
《朱子家礼》描述深衣大带为：“带用白缯，广四寸，夹缝之。其长围要，而结于前，再缭之为两耳，乃垂其余为绅，下与裳齐。以缯缘其绅之两旁及下表里各半寸。如缘之色，复以五彩条，广三分，约其相结处，长与绅齐。”
意为：大带用白色缯布，宽四寸，长度要满足围腰一圈后在前面打个蝴蝶结，垂下来的两条（非两耳）叫“绅”，绅的长度与下裳齐平，绅的两边有缯布装饰。另取五彩织就的丝带，宽三分，系在前面蝴蝶结的打结之处，垂下来和绅齐平。
《朱子家礼》成书于宋代，深衣发展至明代，或有些许改变，与《家礼》描述不尽相同。
《三才图会》中对于大带（图19）的描述为：
带以素，天子朱里终纰，羽带与纽及绅皆饰其侧也；大夫裨其纽及末，士裨其末，带袂绢为之，广四寸，裨用黑缯，各广一寸。
图18 大带制
图19 大带图
意为：大带素色，天子的大带里色为朱色，表色仍为素色，两边有缘边。纰，如缟冠素纰，镶边之意。纽为《朱子家礼》中的五彩织成的丝带，绅为带之下垂部分，这些都要缘边。大夫的大带缘边的是纽和末（“末”推测为绅），士的大带缘边的只有末。大带用绢，宽四寸，缘边用黑缯，两边各宽一寸，里外各露出黑边半寸，中间白色大带约三寸。（图20）
图20 张懋夫妇墓出土大带
从此段文字描述来看，随着等级的降低，镶边的部位和部件多少随之而降。天子带、纽、绅“皆饰其侧”，大夫只有纽和绅镶边，士只对绅这一部分镶边装饰。
上文所述皆为深衣大带，深衣自古便是服装礼制中尤为重要的一类，故其制法多遵古制。但汉服发展至明代，已有较多新的形制出现，在其他类型服装的大带上，人们或有改变。
观察一些明代容像，会发现里面人物所系大带与《朱子家礼》和《三才图会》中所述大带皆不同。有的大带配丝带，有的不配丝带；有的大带缘边黑色或者深色，有的大带缘边浅色；有的大带颜色为白色，有的用其他颜色；有的大带颜色与衣色相同，有的与衣色不同。几乎此处所示的大带都没有只给绅镶边而大带不加以装饰的。而且大多数大带都不似《朱子家礼》与《三才图会》中打双耳结，而是直角垂下绅，上部以纽扣联结。(https://www.daowen.com)
事实证明，明代的大带发展得十分丰富，除深衣外，其余服饰搭配的大带皆有所改进。结双耳于前会使得大带不够平整，故在道服、行衣等礼制要求不那么严格的服饰上，大带做出了一些调整。颜色也根据与衣服的搭配、个人喜好等做出一定改变。
而《朱氏舜水谈绮》中所述野服，本就不是正式礼服，故其大带也不必严遵古制，缘边、打结方式等或有所变化也有可能。
图21 道服前图
图22 道服后图
二、道服篇
1.起源与演变
悠久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孕育了道教，赋予它深长的中国之根。道教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于东汉末年正式形成后，汲取中国古代文化营养，同时采撷和消化外来文化成分，成长为中国之身。早期道教服饰，并无严整规范，自南朝陆修静之后，开始形成制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四说：“修静立道士衣服之号，月帔星巾，霓裳霞袖，十绝灵幡，于此著矣。”这说明道教服饰自陆修静起有了定制。
道教服饰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此处我们只取其中的道服（图21-22）做详细了解。
道服本是道士所着，至宋代，文人士大夫喜与道士交往，范仲淹称赞好友制道服，作《道服赞》：“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此时道服的穿着人群从道士扩大到文人与士大夫。到了明代，道袍已经演化为长衫的一种形式，此时的道服与道教已经没有了必然联系，成为古人居家时的外衣。因此舜水先生说：
巾、道袍，大明谓之亵衣，不敢施于公廷之上。下者非上命不敢服此见上人，上人亦不敢衣此见秀才，惟燕居为可耳。
道服可以分为大褂、得罗、戒衣、法衣、花衣、衲衣等六种。关于道袍的渊源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裤褶，戎服也。其短袖或无袖，而衣中断，其下有横褶，而下复竖褶之。若袖长则为曳撒，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则谓之程子衣。无线导者，则谓之道袍。”（明·王世贞《觚不觚录》）其二是：“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掇。”（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周锡保先生认为直掇“与道袍相似，或称直裰”。周汛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大观》中写道：“直裰也作‘直掇’，早在宋代已经出现，一般以素布为之，对襟大袖，衣缘四周镶有黑边，最初多用作僧人和道士之服。”还有一称直缀，据《圣同三传通记糅钞》卷二十六载，唐代新吴百丈山慧海大智禅师始将偏衫与裙子上下连缀，而称之为直缀。
分析前人的几种说法可以归纳为或是源于裤褶之褶，只是腰中不中断而无线道；或者是源于“古之中衣”。至于说直裰，宋朝蜀人冯鉴所著《续事始》引《二仪实录》载：“（袍）无横襕谓之直掇。”故此朱舜水先生说：“帽有直裰、道袍、长衣、海青，一种异名，高下皆得服。”
2.用途、等级与穿着场合
至明代，以真武大帝为护国神，以道教为国教。此时，或是因道教作为国教对于国民的影响，或是承接前朝对道士淡泊名利的隐士精神的向往，道服成为了一种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可穿着的服饰。有许多古代画像中人物皆身着道服，并且有大量道服实物流传至今，可以确定，道服在明代是非常普遍的装束。明代的道服，道士与常人皆可穿着，是一种日常穿着的常服或者便服。从许多明代小说的描写来看，道服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古代各行各业皆有穿着。
谋士可穿，如《水浒传》第六十一回描写：“吴用戴一顶乌绉纱抹眉头巾，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系一条杂彩吕公绦，着一双方头青布履，手里拿一付赛黄金熟铜铃杵。”
医士可穿，如《警世通言》第四十卷：“真君乃扮作一医士，命甘、施二人，扮作两个徒弟跟随。这医士呵：道明贤圣，药辨君臣。遇病时，深识着望闻问切；下药处，精知个功巧圣神。戴唐巾，披道服，飘飘扬扬；摇羽扇，背葫芦，潇潇洒洒。”
算命先生可穿，如《型世言》第三十五回：“见一个算命的过来，头戴着倒半边三角方巾，身穿着新浆的三镶道服，白水袜有筒无底，黄草鞋出头露跟。”
穿着最多的当然还是文人及道士。秉承宋代以来文人喜穿道服的风范，明代文人成为道服穿着的主要人群之一。
综上所述，由于道服兼具宗教服装以及世俗居家服装的双重身份，因此，除形制之外，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尤其是与野服相比），在此也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
首先，当道服作为道士的服装时，会呈现出一定的等级划分，这是由道士入道年限及学道之深浅决定的，会分为若干等级，而对于每个等级道士的着装，道教内部有着严格的规定，这里不仅是道服，也包括冠巾、靴履等。因此，道士级别不同，其道服的布料、颜色、样式等也都不同。而野服，虽然肯定也会根据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而有所不同，但其等级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中下层人来讲，则要宽泛很多。
其次，在穿着的人群方面，道服是道士所穿的服装，同时也逐渐平民化，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成为常规的世俗服装。不过由于其峨冠博带的外观，因此往往更受士人阶层的青睐，而野服则无此明显特点，社会中下层人民也会使用。
再次，虽然都是衣服，但对于道士而言，道服的获取、使用、存放都有相应的规定。比如，道士在入道时，须举行仪式以授以道服，据北宋贾善翔所著的《太上出家传度仪》记载，仪式开始，由保举师引入道弟子先拜三清大道，次拜度师，礼皇帝，谢先祖，辞父母，辞亲友，然后进入授衣正仪。同时，道教对于道服的使用、存放也有明文规定。在南北朝时期的《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曾有记载：“若道士，若女冠，上衣褐帔，最当尊重。……一者，未着之前，函箱盛之，安高净处；二者，既着之后，坐起常须护净；三者，暂解之时，勿与俗衣同处；四者，虽同学同契之人，亦不许交换；五者，不得乞借俗人非法服用，直至破弊，皆须护净焚弃。”
最后，道教有自己的审美及丰富的色彩体系，但作为一种宗教，其价值观依然不同于世俗文化，而具有禁欲主义的特征。反映在服饰上，就是以禁欲主义的清苦淡装来表示自己摆脱世俗物质生活的精诚之心。宗教服饰，是宗教信仰者用以表达宗教意识的物化标志，也是其表示接受宗教束缚的神圣性象征。道教一方面以神仙世界美仑美奂的未来相牵引，一方面又要求信仰者目不贪五色、身不贪五彩，以接受宗教伦理的禁制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思想意识，执素抱朴，执着身心，从而换取通往玄门仙国的门票。因此，唐代著名的道士，被称为道教“科仪三师”之一的张万福在《三洞法服科戒文》中讲道：“道士衣服卧具坐褥，皆不得用青绿绀绛，红碧玄素，锦绮绣画，珠玉间错，违者四司考魂，夺算八百。”这反映出道服去华取实、去奢尚简的宗教化伦理美学思想，也是它与普通的野服有所区别的地方。
故我们在研究古代服饰时，不能轻易做绝对的论断，要研究其普遍性，也要考虑其特殊性。服饰归根结底是潮流变化的一个元素，在大的朝代背景下，可能会衍生出许多变数，而这些变数涉及时代的特征、审美的趋向、气候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知识的传播。我们在研究时，先归纳出普遍性，再给特殊性留出这些变化的空间，方为可取之法。
图23 《三才图会》中的道衣
3.形制
由古代画像和《三才图会》插图（图23）可知，道服是上下通裁制，交领右衽，衣领、衣身两侧、袖口及衣下摆皆有缘边，缘边用黑色或石青色（深蓝色）等深色；衣身两侧开衩，有内摆、大袖，袖为开口。
文震亨《长物志》载：“道服，制如申衣，以白布为之，四边延以缁色布，或用茶褐为袍，缘以皂布。”
《遵生八笺·道服》则载：“不必立异，以布为佳，色白为上，如中衣四边延以缁色布亦可。次用茶褐布为袍，缘以皂布，或绢亦可。”
《朱氏舜水谈绮》的观点为：“道服制……镶边必用石青，别无他色可用……大凡镶边要相称……镶边即缘也。”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舆服志》云：“道士，常服青。”
《清规玄妙》云：“凡全真服色，惟青为主，青为东方甲乙木，泰卦之位，又为青龙生旺之气，是以东华帝君之后脉。有木青泰之喻言，隐藏全真性命双修之义也。”
可见道士的常服应是青色。而诸多文人所着道袍除了青色之外，我们所见的，还有土黄色、褐色、象牙白等。《朱氏舜水谈绮》中描述道服的颜色说：“月白、翠蓝、天蓝、牙色、松花色、酱色、羊绒色、葱白，已（以）上色八种皆可用。”看来作为文人隐士喜爱的道服在形制上或与道教服饰相同，但没有那么严格的颜色要求，可用颜色十分丰富。
在材质上，《朱氏舜水谈绮》中说：
花紬、素紬、绉纱、绫、绫机紬、段（缎）子、机纱、漏地纱、秋罗、水纬罗，已（以）上十种皆可做。
而《大明会典》卷六十一规定：
僧道、隶卒下贱之人，俱不许服用纻丝、纱罗、绫绵。
这或许也是作为文人们的常服和道教道服的区别。
关于道服、道袍、道衣与直裰，文献中有许多记载，例如：
《两汉博闻》载：“衣褐（张良传十）。师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道书援神契》载：“《礼记》有侈袂，大袖衣也。道衣其类也。唐李泌为道士，赐紫。后人因以为常。直领者，取其萧散之意。”
《大明会典》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色，道官亦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皆绿，纹饰以金。”
《长物志》载：“道服，制如申衣，以白布为之，四边延以缁色布，或用茶褐为袍，缘以皂布。有月衣，铺地如月，披之则如鹤氅。二者用以坐禅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
笔者在翻阅资料时发现，文艺作品中也有许多类似的记载。《金瓶梅》第三十九回写道：“那道士头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谦逊数次，方才把椅儿挪到旁边坐下，问道：‘老爹有甚钧语分付？’”这里的道士身穿直裰而非道服。《北游记》卷三写道：“入殿门内，见一人头戴道冠，身穿道袍。祖师向前行礼，动问称名。道人曰：‘某姓戚名兆，道号水台仙人。’”这里道士身穿的是道袍。
从以上记录可知，道服除了作为道士法衣之外，还被社会所接纳并改造利用，成为一种上下通用之服。或许古人穿衣服分类并不是非常严格，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有如下五点：
（1）社会等级低下、家境贫寒的人穿衣时只在意能否保暖御寒，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日常服装不会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遵循形制来制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能节省布料、简便、不影响劳作。
（2）古代虽每种形制的衣服有其独有的名称，但由于潮流的变化、信息传达的不便利，衣服的名称或者形制会有所改变。例如，一种衣服在诞生之初有其名、有其形，但随着时代的演变、潮流的变化，人们可能会对其做法、形制做出一定改变，就会产生某种服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外表的情况。而古代信息交流不方便，也许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这种衣服已经几经演变，但在偏远地区，还是保留着原来的做法，就会导致一种衣服有两个形制。也有可能在朝令颁布时，各个地方对文字的理解不同，有些人的理解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意思，但由于地方局限性而又不自知，这样也会造成形制的差异。
（3）古代虽然在服饰上有一定的等级观念，但在许多中下层服装的规定上及规定执行上并不十分严格。
（4）在古代，服妖现象屡见不鲜，明代服妖更是盛行。男穿女服，女着男装。富家公子服装“大类女妆，巾式诡异”，妇人衣服却如文官，裙则如武官。人们可能会因为猎奇心理、新奇的审美，而尝试穿着非平常的服装。这种现象既然存在，就有可能被记录下来，或是文字，或是画像，流传于后代，给今天的研究者造成一些疑惑。
图24 道服外襟式
图25 道服内襟式
（5）人们对服装的形制、裁剪方法会产生理解的偏差，也不排除因描述者理解的不同，或许相同的描述所指的却是不同的事物。例如：道服、道袍、道衣三个名词多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无人能确定这本书里的“道服”就是那本书里的“道服”，也无人能绝对否定这本书里的“道袍”不是那本书里的“道衣”。
4.裁剪图
汉服的裁剪皆是平面裁剪，如道服（图24-25），如前面野服，所有汉服都是在肩膀处前后对折，肩膀连袖处不会有现代时装的接袖缝，而是直接裁剪出袖子的一部分，袖子的另外大约三分之二再接在裁好的袖子上。
示意图主要展示道服的衣身两侧摆的做法（图26）。衣身自A点开始开衩（即衣身前片和后片分开），A、B、C、D及右侧多出来的布幅皆在衣身前片上。红线为折痕，沿红线对折，使得A与B点重合，B与C点重合，C与D点重合，A、B、C、D皆是向外折，红线向内。再沿黄线将右边的布片往后折，最后将D点以后的布幅上端固定于衣身后片的中脊处。而衣身后片边缘不连接任何布幅，只是缘边。另一边亦是如此。
图26 裁剪示意图10
图27 披风前图
三、披风篇
《三才图会》有言：“褙子，即今之披风。”由此我们知道明代的披风（图27-28）是从前朝的背子（或称褙子）发展而来的。
而背子（图29）的起源非常早，《事物纪原》云：“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今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盖自秦始也。”早期的背子是短袖大袖，穿于衫外。《事物纪原·衣裘带服部十五·半臂》提到：“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臂，除即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至唐朝，这种短袖形式的上衣很流行。当时的女性穿高腰裙，内穿的是长袖衫子，外搭半臂。早期的背子也可男士穿着，《说文解字》曰：“无袂衣谓之
。”赵宦光笺云：“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深衣释例》案《石林燕语》则说：“背子本半臂，武士服背子、半臂，皆无袂之衣也。”可知，早期的背子是武士着装，同样也是半臂形式。
图28 披风后图
图29 《三才图会》褙子图
这里的半臂既有短袖也有无袖。可以推测古代其实对短袖、无袖以及袖的长短的划分并不十分严格。唐代男子的半臂是穿于外衣之内的，其作用是保暖，也兼作衬衣，衬于衣服下，使衣服更挺拔。至宋明，半臂形式的上衣名称发生变化，称为比甲或者背心。《三才图会》说：“半臂……今俗名搭护，又名背心。”而背子则成为一种长袖、衣长至足、衣身两侧开衩的外衣，也叫褙子。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中说“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夹袄，特其裾加长，直垂至足焉耳”，又“中单掖下缝合，而背子则离异其裾”。
当然，任何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背子从无袖或短袖、衣长不过膝的状态发展至长袖、衣长至足，不会是突然发生的，其间必然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背子发展至宋代的长袖、衣长至足的状态时，是作为妇女的礼服被穿着的。《宋史》记载：“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颁行之……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朱子家礼》则载：“四时祭……省牲涤器具馔……主妇帅众妇女背子涤濯祭器。”“初祖……陈器……主妇、众妇女背子。”朱熹认为，在祭祀时，男着深衣，女着背子，此时背子已是等级与深衣相当的礼服了。另外，《朱子家礼》还记载：“女子许嫁笄（年十五，虽未许嫁，亦笄）……厥明陈服（如冠礼，但用背子，冠笄）。”丧礼时：“妇人则用极粗生布为大袖、长裙、盖头……众妾则以背子代大袖，凡妇人皆不杖。”《宋会要辑稿·后妃》又有：“钦圣宪肃皇后，当元丰末……哲宗晨昏定省，乃必衣背子见之。”可知背子作为礼服需在祭祀、婚礼、成人礼、晨昏定省时穿着。
而宋代的男装背子为便服。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余大观间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头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意为其祖父时背子尚未流行，其认为男服背子从武士服半臂而来，本来是不合礼制的，但是服背子的风气愈来愈盛，后来大家也就不顾礼制而都服背子了。
朱熹门人程端蒙、董铢在《朱子论定程董学则》中制定书院规矩，并给予相应的服饰建议：“朝揖、会讲以深衣或凉衫，余以道服、褙子。”也就是说书院门生在朝揖、会讲等正式场合穿深衣凉衫，而其余时候，就穿日常一些的道服、褙子之类。
到明代，背子发展成为披风。《云间据目抄》云“披风便服”，明代的披风为便服，按《三才图会》说的背子乃“今之披风”，应该不会是由宋代的女装礼服背子发展而来，而由宋代男装背子发展而来的可能性更大。古代女穿男装的情况并不少见，放在今天也可以说很普遍，所以宋代男装背子发展为明代男女皆可穿着的披风也并不奇怪。明代容像中有大量人物无论男女皆穿着披风。披风作为便服，男女皆可日常穿着，与斗篷相对应，斗篷室外穿着，披风室内室外皆可穿着。
《朱氏舜水谈绮》描述披风：“造衣帛及色与道服同，但披风对衿，而无镶边。”从书中插图和一些画像中可以看出，披风大袖，衣身两边开衩，衣长一般不与裙齐，会露出少许裙摆，领的长度为一尺余。衣襟缀系带一对用以系结，或用花型玉纽扣纽系。《遵生八笺》中也说道：“（盆种小葫芦）形仅寸许，择其周正者，止留一枚垂挂可观，霜后收干佩带，用为披风钮子。”披风纽扣是多样的，也可用一些可爱小物。
在颜色与布料材质上，朱舜水认为披风的颜色和材质与道服同，在明代的一些描述中，披风的材质也有多种。明代一些墓葬出土的披风描述见右表。
《金瓶梅》第七十八回描写：“（林太太穿的是）白绫袄儿，貂鼠披风，大红裙，带着金铎玉佩。”《天水冰山录》记录严嵩被抄家抄出的家产，有纳锦八仙绢女披风一件、大红素罗女披风一件、大红斗牛纱女披风二件、红剪绒獬豸女披风一件、宋锦斗牛女披风一件，等等。可见披风的材质从普通到华贵都有，一切皆依主人的财力而决定，并不仅仅是朱舜水所述的八种。
图30 斗篷裁剪示意图11
斗篷与披风类似，其主要区别在于有无袖子。斗篷是清代的产物，不过是人们肩上所披之物。清代以前没有出土文物，亦没有匹配文献。
《红楼梦》中有许多关于斗篷的描写。如：
只见他屋里的小丫头子送了猩猩毡斗篷来。
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
一时只见凤姐也披了斗篷走来。
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篷，带着灰鼠暖兜。
由于斗篷没有袖子，而手藏于斗篷之下，是不方便活动的。所以斗篷的作用仅是雨雪寒天挡风御寒，使用场合也多为室外。而对于斗篷的描写，开始于清朝，前朝虽有提及，但按其叙述，应是蓑衣一类，而蓑衣的作用正好与斗篷类似，故斗篷似乎是蓑衣的“近亲”。
斗篷的裁剪符合传统汉服的裁剪（图30），只需按虚线对折，再将各部分缝合即可。只是当注意腋下衣身两侧不能全缝合，下面要留约三分之二的开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