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图
尽管郭味蕖在《中国版画史略》一书中对《皇清职贡图》颇有微词，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其在民族史、民俗史、艺术史等方面的历史地位：“这部皇家刻本，虽然笔拙刀软，意趣淡漠，主要是在说明‘四夷向化’，但作者在表现少数民族现实生活反映当时社会面貌方面，是有特殊贡献的。”
书中大部分人物身形比例准确、姿态多样、表情丰富、衣袂飘举，使画面看起来顺畅生动。由于创作过程“或奉贽贡筐，亲睹其人；或伏钺乘轺，实经其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图中所刊诸番夷，近自西南各族，远至西洋各国，笔法非常写实，具有极高的可信度。郑振铎赞其为“信史”，称“六百幅图像……确非妄为向壁想象者，不啻‘册府传信之钜观’也”（郑振铎《西谛书话》）。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的清代少数民族部分图示，大部分来源于此。
图13 朝鲜国夷官及官妇立像
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皇清职贡图》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图像与文字资料，艺术家看到绘画，史学家看到历史，民俗学者看到了风土，经济学者看到物产，民族学者看到部族，语言学者看到满语，我们老百姓则看到了二百多年前的众多民族的生活状态和习俗。
此为《皇清职贡图》的第一幅图，是朝鲜官员以及夫人的站立画像（图13），职贡图大部分都采用这种男女各一的形式表现各族人们的服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服饰对朝鲜半岛的强烈影响到清代时更加明显，特别是清廷实行“剃发易服”严重地刺激了周边诸国—曾将华夏传统衣冠视为中华文明象征，并以此作为华夷划分基本标准的周边诸国，东亚的朝鲜、日本，南亚的安南（今越南）都乘机大肆炫耀自己所保存的“中华衣冠”以示正统，清人的“剃发易服”恰恰给了周边诸国一个谋求发展的政治借口。有研究称：“面对清人‘薙发易服’，朝、日、越纷纷举起了‘中华主义’的大旗，一方面痛斥清政权摧残了中华文明，另一方面则自我标榜为中华文明的正宗传人，理直气壮地摆脱中国乃至站到中国的对立面。”（刘永连、刘家兴《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
图14 安南国夷官及官妇立像
朝鲜士人对“剃发易服”反应异常激烈，称“辫发左衽，服马蹄袖，戴绒帽，为犬羊之服”；“坏尧舜以来上衣下裳之制，使天下泯然皆为臊羯”。
而《皇清职贡图》的文字说明却写道“王及官属俱仍唐人冠服”，对明代服饰采取漠视及不承认的态度。
安南国（图14）同样反感清廷的“剃发易服”。“衣冠文明作为礼仪制度的一种体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均受统治者重视。它不仅标识民族（华夷）、国家（王朝），区分文明与野蛮（文化），甚至政权合法性和文化合理性也靠它来确认。”（刘永连、刘家兴《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大臣黎炯因国内动荡发生巨变而赴清求援，却因为不肯剃发易服而被清廷拘禁十余年。《皇清职贡图》同样写道：“其夷目冠带朝服多仍唐制，皂革为靴，惟武官平顶纱帽，靴尖双出，以为别。”
图15 英吉利国夷人、夷妇像
图16 俄罗斯国夷官、官妇像
此书第一卷描绘了日本、琉球、暹罗、苏禄、大西洋翁加里亚、英吉利（图15）、法兰西、柔佛、荷兰、俄罗斯（图16）、吕宋、嘛六甲、亚利晚等二十多个域外国家的人物形象，并介绍其服饰特点、习俗风尚。那么清宫中的这些画师是如何获取这些远隔千里的民族形象的呢？
据文献记载分析，宫廷画师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观察和勾勒这些外邦人物的面貌特征和衣饰外形，其一是参加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活动，暗中观察并记录。《活计档》就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缅甸国人朝觐行礼，着海（望）带领丁观鹏将伊形式服色看画”。例如著名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以纪实手法描绘了我国境内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部内迁，乾隆皇帝亲自在离宫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三车凌”的情景，整个活动持续了五十多天。奉乾隆皇帝之命，郎世宁、王致诚等外国宫廷画家参加了这一重大活动，目睹和亲身经历整个活动的全过程。
其二是参考比照以往的画作和呈送的画像与图说。例如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及福建巡抚陈弘谋于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二十六日所合奏之奏折可知，他们收到乾隆上谕后，一年后就上缴番民二种、台湾原住民十四种、琉球等外国人十三种画像。乾隆二十五年（1760）《活计档》上也曾有军机处奉旨“添办西洋夷人六幅”的指示。
其三是借鉴18世纪初期景德镇、广州根据欧洲版画所烧制的“订烧瓷”中的西洋人物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依照惯例，《职贡图》是记录朝廷与其他藩国或者地方的朝贡关系，事实上乾隆朝《职贡图》“西洋”部分，有些邦国与朝廷仅有互市贸易关系，把这些邦国均纳入职贡范畴是乾隆爷“唯我独大”的心理体现。中国古代王朝一直以天下中心自居，将周边民族或外国都视为外藩臣属，他们与中国的交往都是对“天朝”的职贡。
图17 布噜克巴部落番人、番妇像
图18 哈萨克民人、民人妇立像
《皇清职贡图》卷二所绘为西域各族，此为藏地西南之布噜克巴部落（图17）。南亚小国布噜克巴（今不丹国），曾经一度内附于大清王朝，成为清朝的属国。书中记载道：“其男子披发，裹白布如巾帻，然着长领褐衣，肩披白单，手持素珠。妇女盘发后垂，加以素冠，着红衣，外系花褐长裙，肩披青单，项垂珠石，璎珞围绕至背。其俗知崇佛唪经，然皆红教也。”寥寥数语，状其形貌、衣饰特点，简单明了。所谓红教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俗称，因该派僧人戴红帽，故有此称。
《皇清职贡图》也有对少数民族上层的记载，如“伊犁等处台吉”“伊犁等处宰桑”。台吉，是清代对蒙古贵族封爵所用名称。自一等台吉至四等台吉，相当于一品官至四品官。也有人分析“台吉”是满语的音译，或为“太子”之音转，所不同的是汉语中太子只有一个，而满语则称贵族为“台吉”。“皇太极”最初亦写作“黄台吉”。而“宰桑”则是明代蒙古官号，从元代沿袭而下，为汉语“宰相”的音转。宰桑绝大多数为出身于非成吉思汗家族的封建领主。同时书中也有平民的记录，图18就名为“哈萨克民人”。
书中说：“哈萨克在准噶尔西北，即汉大宛也。有东西二部，自古未通中国。”“自古不通中国”之词在其他地区的介绍文字中也曾出现，关于“通”与“不通”中国，情形有两种，一种是确实不在大清的版图之内，例如：
南掌，古越裳氏地，自周以来不通中国。明永乐初部长刀线歹入贡，始置军民宣慰使，万历中犹奉贡，后不复至。
法兰西一曰弗郎西，即明之佛郎机也，自古不通中国。
另一种则是为了突出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表明是当今皇上开疆扩土取得的功绩，而将其纳入大清的版图。书中关于哈萨克的说明便是如此：“乾隆二十二年，东哈萨克之阿布赉阿布勒班必特、西哈萨克之阿必里斯等先后率众归诚，各遣其子侄赴京瞻仰，并进献马匹，遂隶版图。”对于哈萨克族服饰的描写也算是言简意赅，从材质到颜色，从珠饰到冠履都有涉及：“其俗以游牧为生，亦知耕种，头目等戴红白方高顶皮边帽，衣长袖，锦衣丝绦，革鞮。妇人辫发双垂，耳贯珠环，锦镶长袖，衣冠履与男子同。其民人男妇则多毡帽褐衣而已。”
从第三卷开始，画面就把我们带入到东北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之间，这里是清廷的根据地。书中依次展示了鄂伦绰、奇楞、库野、费雅喀、恰喀拉、七姓、赫哲的生活习俗及服饰特征：养角鹿为生，捕鱼打牲为业，男女衣皮，妇女幼时即以针刺唇用烟煤涂之，鼻旁穿环缀寸许银铜人为饰，妇女则披发不笄，而襟衽间多刺绣纹等。
图19 鄂伦绰人、妇像
鄂伦绰（图19）即今之鄂伦春，《皇清职贡图》明确记载：
图20 奇楞人、妇像
图21 库野人、妇像
图22 费雅喀人、妇像
宁古塔之东北海岛一带，《唐书》所云：少海之北，三面阻海。人依屿散居，有鱼盐之利者，人有数种，鄂伦绰其一也。在近海之多罗河、强黔山游牧，男女皆披发跣足，以养角鹿捕鱼为生。所居以鱼皮为帐，性懦弱，岁进貂皮。
这段话说明了鄂伦春族的地理分布、生产方式、居住特点以及习俗发式。
奇楞（图20），赫哲族的一支。此称谓早已不用，今通称赫哲。
经查《辞海》，库野（图21）同苦夷，而苦夷是“明代对居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上原住居民的称谓”。
费雅喀（图22），是居住在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19世纪中叶以前，费雅喀人一直是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是满族先世部族，属于东海女真。孙运来在《清代的费雅喀族》一文中指出：
费雅喀族是清代我国东北边疆地区基本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下游、黑龙江河口湾沿岸和库页岛的北部。……和黑龙江流域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对开发和保卫我国东北边疆地区作过积极贡献，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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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恰喀拉人、妇像
图24 七姓人、妇像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境内的恰喀拉人（图23）作为独立的族体已不再存在。其实他们与满族有着共同的种族祖先。由于清朝与俄国签署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了黑龙江流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恰喀拉人主体部分也随之割让给了俄罗斯。
七姓（图24）是野人女真的一部分。在明代中叶后，“七姓”即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形成时，用来代指这两支女真人以外的女真人。实际上应该属于东海女真。
图25 赫哲人、妇像
对于赫哲族（图25），《皇清职贡图》正文中介绍道：“男以桦皮为帽，冬则貂帽狐裘。妇女帽如兜鍪，衣服多用鱼皮，而缘以色布边，缀铜铃，亦与铠甲相似。”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即使在介绍到清朝统治者的老家时，也没有满族的任何介绍。仔细琢磨这些图像你会发现，在包括“苗猺黎獞”“外夷番众”等众多国家、民族、部落、族群之中，唯独没有描绘满、汉、蒙古三个大民族。难道乾隆皇帝也有忽略的时候吗？其实不然，乾隆帝在谕旨中明确说道“我朝统一区宇”，而并没有说“我满洲统一区宇”，那么此处乾隆帝所言的这个“朝”——“大清”是由谁来建立的呢？回顾一下清朝当时创建的情景，崇德元年（1636）四月于盛京，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宗室王公、以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为代表的漠南蒙古诸部领主王公以及以都元帅孔有德为代表的汉人军阀共同敬上尊号于皇太极，推戴其为“宽温仁圣皇帝”，并以这位皇帝为中心建立了大清政权。毫无疑问大清当政者认为满、汉、蒙古才是“体制内”的人，而《皇清职贡图》绘制的对象是清朝统辖下的其他民族。同样被划入“体制内”的民族还有编入八旗的鄂温克、锡伯、达斡尔等民族。
图26 猺人与猺妇像
猺人（图26）即为瑶人（注：“猺”为蔑称，现作“瑶”）族，瑶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瑶族是古代东方“九黎”中的一支，是中国华南地区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传说瑶族为盘瓠和帝喾之女三公主的后裔。然而关于瑶族名称的由来，《皇清职贡图》却自有一番别样的解释：“猺人裔出于苗，因其不事徭役，故别称曰猺，亦名獏猺。”关于瑶族的服饰特点文中多有记载：“男女俱以花帛抺额，系锦兜于胸前”，“男女喜着青蓝短衣，缘以深色”，“猺妇总发为髻，系以红绳，衣衫裙裤亦仿佛民间，常跣足”，“猺妇髻贯竹箭，覆以花帕，重裙无裤，跣足而行”，“头缠花帕，耳带大环，猺妇恒簪小竹杆二三枝，复缠以发，用帕蒙之，身衣短衫裙，不蔽膝”，“椎髻用花帕缠头是其俗习”，“连州猺人畜发为髻，红布缠头，喜插鸡翎”，“猺妇衣尚刺绣皆自为之，青帕蒙头，饰以簪珥”等。瑶族用帕蒙发的习俗至今犹存，如今在广西龙胜的瑶族妇人还非常注重对头发的保养，每日以淘米水洗头，看似非常复杂的盘头蒙帕的过程在她们手中变得十分简单灵巧。
《皇清职贡图》介绍了苗族的族源及红苗（图27）的衣饰特点和民风习俗：
按《文献通考》：苗，古三苗之裔，又杜氏《通典》：长沙、黔中、五溪蛮皆盘瓠种。今苗类不一。然考三苗自舜时已徙之三危，而苗人至今多祀盘瓠为祖。永绥等处之红苗历代不通声教，雍正八年（1730），六里红苗归诚，特分设永绥同知以理之。苗居多依山岭，刀耕火种，男蓄发去须，衣缀锡片，领带俱尚红，故名红苗。出入佩刀，妇髻插银梳，衣短衫，系绣裙。俗尚鬼，每亥、子两月，杀牛祭神。婚姻以唱歌相悦而成，嫁时母送女往，索银始归，谓之娘钱。赋税有秋粮、杂粮，按户均输。
苗族的族源是很复杂的，苗族的分支有近百种之多。《黔南苗蛮图说》记载的民族种类共有八十六种，是目前国内外所知同类书中记载贵州民族种类最多、各种民族的信息量最大的文献，也是中国贵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苗、彝、布依、壮、侗、仡佬等民族，特别是支系繁多的苗族群体的古代生活实录图谱。由于不断地迁徙，苗族成为分布最广、支系众多的少数民族。
《皇清职贡图》根据古代文献对苗族的历史一语带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苗族的衣饰风俗。因为苗族支系众多，故此仅贵州、湖南苗族的服饰就有二百多种，因此也被称为“服饰博物馆”“穿在身上的文明密码”。甚至有些干脆把服饰特点作为分支的命名，例如“短裙苗”“白裙苗”“青衣苗”（图28）等。
图27 红苗人、妇像
图28 青苗人、妇像
据载，其族：
以服色俱尚青黑，故名青苗，男子勤力作时荷担趁墟，妇髻插木梳，不着裙裤，能绣蛮锦花巾。
男缠头、插雉尾、耳环、项圈、青衣扎袖。女挽髻，遍插银簪，复以长簪，缀红绒短衣，缘锦，花兜锦裙，常手携槟榔盒。男女皆跣足而行。
苗之在罗城者与猺杂居而性颇不类，好吹笙。男子髻插三雉尾，耳环、手镯，短衣绣缘。苗妇椎髻长簪，着镶锦敞衣，胸露花兜，裳则纯锦，以示靓丽。能织番锦，又善音，操楚歌挂钗。
男子青布裹头，短衣跣足，性狡而懦，勤耕作。妇女束发，戴五色花冠，耳缀银环，着紫布短衣，系绣花布裙，跣足，能织苗锦。
从头到脚遍插银饰是我们对苗族服饰最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习俗有一个传说，苗族人的祖先为蚩尤，《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擒）杀蚩尤。”而蚩尤的九黎集团战败后大部分向南流徙，开始了苗族多苦多难的迁徙史。因此有些苗族的裤口饰有三道横条，意为跨过黄河、长江、乌江三道大江大河来到西南。而不断地迁徙使苗族人不得不将所有家当变卖为银饰品戴在身上。这便是苗族戴银饰的缘由。
需要说明的是，《皇清职贡图》对民族的分类并不是十分严格，有的按照地区，例如“古田县畬民”“彰化县西螺等社熟番”；有的按照民族，例如“贵州等处犵狫”“哈萨克民人”；更多的是依照部落或者族群，例如“西藏所属卫藏阿尔喀木诸番民”“西藏密纳克番人”和“库野”“七姓”等。
撒喇族（图29）即如今之撒拉族，文中介绍其衣装与内地汉民无异，特别指出“裹足亦同民妇”，这足以说明缠足并非汉族独有。《黔南苗蛮图说》记载洞苗一条亦曰：“其妇女汉装弓足者，与汉人通婚姻。”可见清代缠足之风愈演愈烈，甚至于影响至少数民族地区。可是有必要说明，缠足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以布裹足作为足衣，一种是被斥责为陋习的缠足。我们还不清楚撒拉族裹足与汉族缠足是不是一回事，“男子冠履与内地民人无异，着大领无衩衣。女系裙，裹足亦同民妇。饮食风俗俱沿回习”中“裹足亦同民妇”里面的“同”字，值得推敲和研究。
图29 撒喇族土民、妇像
番民椎髻毡帽，缀以豹尾，短衣折裙，身佩双刀。番妇以黄牛毛续发作辫盘之，珊瑚为簪，短衣革带，长裙跣足，往来负戴，亦知纺织。又有孙克宗石南坝等处，男女身缠幅布，蔽以羊皮，婚配后始着衣裙，俗愈朴陋。
图30 小金川番妇像以及文字描述
以上是对四川小金川当地住民服饰的勾勒（图30）。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描绘少数民族的同时大清朝还是表现出一种天然优越感，总给人一种少数民族茹毛饮血、青面獠牙的感觉。这从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上不难看出，全篇充满了带有反犬旁的“猺人”“狼人”“犵狫”“猓猓”“狆人”“獠”“
”“猔”等文字，并且大量使用“番”“夷”等称呼，表现了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这个问题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制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
图31 土尔扈特民人像
图32 土尔扈特民人妇像
《皇清职贡图》卷九增加了土尔扈特台吉、台吉妇、宰桑、宰桑妇、民人（图31）、民人妇（图32）图像六幅，并介绍其习俗穿戴：
其俗重黄教，事游牧。台吉红缨平顶深檐冠，衣长袖，锦衣丝绦，革鞮。妇人辫发双垂，耳贯珠环，冠红缨高顶，衣、鞮与男子同。其宰桑红缨高顶帽，衣锦衣，束带。人民则素帽褐衣而已。
明朝末年，瓦剌各部出现内讧，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伏尔加河下游。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自己的土尔扈特汗国。但是后来沙俄不断大量移民，侵占他们的牧场，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强征兵役。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人不堪忍受沙俄的百般欺压，决心离开生活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异土，不远万里、历时半年，回归祖国。《皇清职贡图》做了如下的记载：
土尔扈特，旧为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其先世和鄂尔勒克汗，与绰罗斯巴图鲁浑台吉不睦，遂徙入俄罗斯额济勒地。
三十六年，其子渥巴锡与合族台吉谋，挈全部十万余众归顺。
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聚谋弃其旧居俄罗斯之额济勒游牧，率属归顺，既允所请。
而其旧俗缯罽衣冠，与准噶尔他部不类。并敕增绘，以广前图所未及。
有关土尔扈特人的图像，从台吉（爵名）、宰桑（官名）到民人，男女共六幅，数量之多是《皇清职贡图》中不多见的，可见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人拳拳之心的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