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
《卫藏图识》卷首《例言》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很多该书的信息。第一是该书成书的背景和目的：“辛亥之秋，廓尔喀滋扰藏界，天威震赫，命将陈师，自成都以及卫藏，军台林立，其道里山川，人情风土，凡万里从戎者，咸欲周知。是书悉详载无遗。”此书的编纂着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之役在1788—1792年间有两次，1791年应当是第二次火热交战之时。而这本书就是为遥遥万里赴藏抗击廓尔喀人入侵的官兵们所编辑的一部“进藏指南”。廓尔喀之役，又称清反击廓尔喀之战、清平定廓尔喀、第一次廓藏战争，是清代军民抗击外来侵略的一场斗争。这场战役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役，对于巩固清廷对藏地的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役之后，廓尔喀遣使臣赴京朝觐，此后五十年间，西藏地方及周边邦国相安无事。
第二是该书的名称由来：“按前藏曰卫，后藏曰藏。虽图识不仅卫藏，要以卫藏为归，因名《卫藏图识》，以备考览。” 卫藏本是清初的地名，元、明时称“乌思藏”。卫是藏语Dbus的音译，而“乌思”是“卫”的转译，卫从地理位置上讲是指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亦称前藏；藏，藏语 Gtsang的音译，指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亦称后藏。《卫藏通志·山川》的解释为：“今以布达拉为前藏，札什伦布为后藏，统名曰卫藏。”康熙时期开始使用“西藏”一词，取其地处国土西部之意。但有时仍沿用旧称“卫藏”，该书就使用了“卫藏”而不是“西藏”。
第三是声明了该书的权威性和严谨度。《卫藏图识》是马、盛二人私人著述，但非常重视雍正时期官方编纂的《四川通志·西域志》的内容，“是书悉宗所载，并非臆撰”。例言最后还声明“首宗《大清会典》”，可见作者秉持的著书理念还是极为严谨的。此外，该书还引用了《西藏志》和《西域纪事》的记载。“旧有《西藏志》及《西域纪事》二书，不知作自谁氏，规模粗具，纪载亦详，惜叙次倒置，且向无刊本，传抄日久，讹以滋讹，览者惘焉。兹集多征引之，特为表出，未感泯前人之善。”作者强调了山川道里、风土人情的重要性，于是“兹于某处至某处止分绘一图，随图记程，至山川事迹，别为识略以详载之，不敢稍有罣漏，贻识者讥”。这从书后的《图考》中也可以看出，该书把从成都到聂拉木分成了八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分别绘制了地图，并以“考”介绍沿途的情况。
图1 《卫藏图识》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日本昌平坂学问所藏。长18.5厘米，宽11.3厘米。
图2 《卫藏图识》内页
第四是介绍了该书的特点：“边幅隘小，原取行箧中便于携带。”这本书是方便入藏官兵随身携带翻看的“口袋书”，可以参看日本昌平坂学问所收藏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长18.5厘米，宽11.3厘米，确实边幅窄小（图1）。而且为了压缩文字，该书还略去了作者认为不必大费笔墨的内容，“自（打箭）炉以外凡边僻地方以及头人姓名俱不备录”，“书所绘之图至聂拉木而止”……都是为了“省卷帙之繁”，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也是为了便于随身携带。
第五是说书末“附蛮语一卷，皆询诸习至西藏通达其言者，详加分类译载”。该书作为一本口袋书，还附加了非常实用的藏汉字典功能。而赵心愚先生则认为这一说明非常重要，也可以看到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著者除从已有的著作中采择材料外，还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所得材料也分类翻译收入书中”（赵心愚著《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20页）。(https://www.daowen.com)
图3 《卫藏全图》
图4 《蛮语》中的《饮食门》《衣服门》
第六是介绍了文章的内容安排，并说明这样安排也是出于“便于检阅”的口袋书功能要求。“先括总叙于图前，随列程站于图后……末复辑《识略》《蛮语》三卷”。我们可以看到全书图文并茂，一共五卷，包括《图考》上下两卷、《识略》上下两卷以及《蛮语》一卷，附地图十幅及《番民种类图》十八幅。《图考》上卷有《成都至打箭炉道里之图》《打箭炉至里塘道里之图》《里塘至巴塘道里图》《巴塘至察木多道里之图》《察木多至拉里道里之图》《拉里至前藏道里图》，还介绍了从成都至前藏（今西藏拉萨）沿途的情况。下卷包括三部分，一是《拉撒佛境图》《前藏至后藏道里图》《后藏至聂拉木道里之图》，是拉撒（今西藏拉萨）以及拉撒至聂拉木的地图；二是《诸路程站》，是从四川的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松潘和青海西宁等地进藏的路线、“程站”和里程；三是《番民种类图》，分为九个类型共十八幅，还有关于川、藏以及周边部族的介绍。此外还附有对白木戎的描述。《识略》上卷包含《西藏源流考》《卫藏全图》（图3）和疆域、封爵、朝贡、纪年、岁节、兵制、刑法、赋役、征调、头目、衣冠、饮食、礼仪、婚姻、丧葬、房舍、医药、卜筮、市肆、工匠，下卷包含山川（附古迹）、寺庙、物产、摭记。《蛮语》（图4）把常用藏语词汇标注了汉语的读音，含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食、衣服、声色、释教、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等十九个门类，共收入了四百七十三个词语。这种注音方式在古代文献中是经常使用的，例如《朱氏舜水谈绮》一书，按照天地、居处、人伦、形体、衣服、饮食、宝货、器用等事项分类，将中文与日文对照。纵观《卫藏图识》全书的内容，该书不仅是一本指南，还像一本藏地百科全书，又是一本“藏语常用词汇手册”，对于指导入藏官兵了解藏地情况是非常之实用的。
第七是明确了该书的撰写时间：“辑自辛亥暮冬，匝月付梓。”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底开始，次年初已成书付梓。这本在一个月时间内急就而成的小册子，却得到鲁华祝“恍如入旧游之地者”的肯定，一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平日的学识积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战事紧张之时，作者急欲完成此书的迫切心情。
虽然编撰急促且两位作者的履历不详，但《卫藏图识》的价值却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刊印多次且被其他编纂者摘编。乾隆末、嘉庆初的《卫藏通志》《三藏志略》的编纂者已经对《卫藏图识》的内容有所重视。道光年间姚莹所著的《康輶纪行》多处引用《卫藏图识》还指出了其错误之处。嘉庆时期官修的《四川通志·西域志》采用了《卫藏图识》的文字，甚至“大段照录，几乎不改一字，而且不注明资料出处”（赵心愚著《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1页）。1828年，俄国人尼·雅·比丘林翻译了《卫藏图识》，但误将鲁华祝定为作者，俄文版名为《西藏志》。光绪十二年（1886），黄沛翘著《西藏图考》，把《卫藏图识》作为主要参考之一。宣统年间的《西藏新志》在《例言》中就明确说明《卫藏图识》是其重要资料来源。综上所述，《卫藏图识》在帮助后人认识西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所知的《卫藏图识》的版本主要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这一刻本是最早也是最受后世重视的版本，国内多次影印。（孙宏年《从〈卫藏图识〉看清前期的西藏地理认知——以舆图与程站、道里为中心》）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俱有收藏。（吉正芬《美国主要研究型图书馆西藏旧方志收藏概况》）本文所用文本则为日本昌平坂学问所收藏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