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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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苗蛮”，是在对各民族的区分与界定尚未明确之时，对我国云南、贵州等省的一些少数民族的统称。有时以“百苗”代替“苗蛮”，或者再简称为“苗”，这与我们今天的“苗族”的概念完全不同：一个“苗”字，代表了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因此《苗蛮图》又被俗称为《百苗图》或《苗图》，其性质是辅助统治者认识、了解南方各少数民族，以便进行更有效的统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编绘的民族史志文献。所以类似《苗蛮图》的文献，涵括了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对于研究民族民间艺术以及边疆风俗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黔南苗蛮图说》是清代贵州众多《百苗图》版本中的一种，一函两册，清光绪年间刻本。共有八十六条目（缺第四十一条目），每一个条目包括图与说两部分。绘图和图说的正文部分都采用黑白刻版印刷，文字采用小楷。原本现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经过李德龙先生多年的研究和学术论文专著的发表，学界对《黔南苗蛮图说》及其作者桂馥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将桂馥的图画和文字与其他的《百苗图》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所长，即丰富性与准确性。丰富性表现在：

一是“苗蛮”种类丰富。全书首尾完整（尽管缺失了第四十一条目），描绘和记载贵州各地“苗蛮”八十六种，为贵州同类《苗蛮图》文献所载“苗蛮”种类最多者。

二是“说”的记述丰富。同其他《苗蛮图》类文献相似，《黔南苗蛮图说》记述了民族名称的由来、历史沿革、服饰、风俗、生产生活特色、性格特点等。此外，还记述了很多历史背景资料，自清朝建国以来贵州各个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记载尤为详细。

三是序跋的丰富。除了《苗蛮图》及图说正文之外，书前载有许乃兴、段荣勋、张日仑、孙清彦的序文和史念祖的跋文，以及桂馥的《苗蛮久安长治论》和《黔南苗蛮图说叙》各一篇。本书序跋之多，在各种《苗蛮图》类文献中独树一帜。

准确性则体现在：

一是作者与时代的准确。该图说的作者和编撰年代可以明确考证。

二是绘制的准确。该本为石印本，相比通常所见之绘本或套色印本绘制更加精准。

三是民族识别的准确。该书成书于清光绪时期，经过清代前期的历史演变和对贵州民族的识别，此时朝廷对于黔南民族的认知已较为成型。

四是所绘内容的准确。作者桂馥，不仅是贵州的地方官吏，而且是一位画家。他在贵州生活了三十余年，关注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不仅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能写会画，所以由他绘制并撰写的《黔南苗蛮图说》最为准确。

此外，桂馥的图画风格与其他《百苗图》截然不同。有的学者进行了专门的对比研究发现：作者营造了一个浓郁的耕织氛围，诸多民族群体的生活情景是在一派祥和的理想田园风光中展开的，这与清代流行的《耕织图》一脉相承。将这些场景图像与清代流行的《耕织图》（包括《棉花图》）进行比较，竟发现有四十多幅画面与《耕织图》《棉花图》存在联系，占其总数的一半。（占跃海《桂馥的〈黔南苗蛮图说〉和作者的民族地区治理情结》）有的是将《耕织图》（包括《棉花图》）中的人物形象与场景全盘复制，仅将人物的服饰换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如第二十六种洪舟苗（图1），与《棉花图》中的《上机图》（图2）一致。还有的在保留场景、更换服饰的同时，对人物数量、动作等细节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如第十种谷蔺苗（图3），与《棉花图》中的《织布图》（图4）对应，只是改绘并添加了画面右侧的人物；再如第七十种马镫龙家（图5），与《棉花图》中的《纺线图》（图6）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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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二十六种　洪舟苗

图2　《棉花图》中的《上机图》

图3　第十种　谷蔺苗

图4　《棉花图》中的《织布图（附榨油图）》

图5　第七十种　马镫龙家

图6　《棉花图》中的《纺线图》

可以说，《黔南苗蛮图说》就是一部“贵州苗蛮耕织图”，这样美好的田园耕织场景，应是桂馥期盼的西南少数民族和谐生活景象。这同他在《苗蛮久安长治论》中提出的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观点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