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图
《熙宁新定时服式》抄本仅有十页，其中两页为方绚按语，八页为原文内容。原文四页是鞋履图样，分别为：《民妇履式》（图2）、《军妻履式》（图3）、《宫人履式一》、《宫人履式二》。余下四页均为上述鞋履的部件图样：《军妻曳式及带式》《民妇曳式》《宫人穗式及曳式》《宫人綦式》。
四种履式涉及了军妻、民妇和宫人这三个阶层的女性。
从图中可看到，民妇履式和军妻履式在形制上有较大区别。鞋底：一薄，一厚。鞋曳：一圆，一方。鞋头：一圆翘，一扁尖。花色：一绣花，一素色。军妻履式的粗笨圆头再加上厚鞋底显得结实耐用，适合军妻随营迁徙的奔波生活，另外也从侧面说明了军妻的脚在熙宁时期肯定没有缠足，甚至连缠瘦直都没有。
图2 《熙宁新定时服式·民妇履式》
图3 《熙宁新定时服式·军妻履式》
宋代女子穿的鞋除了圆头和平头外，还有尖头、翘头和凤头等。按制鞋材料可分：草鞋、布鞋、锦鞋和缎鞋等。布鞋和锦缎鞋，通常会绣上花鸟图案。
北宋初期的女鞋颜色大概还受唐代的影响，流行过一阵子红色。北宋王诜的《绣栊晓镜图》中两位成年女子都着红色翘尖小履，北宋末苏汉臣的《妆靓仕女图》及宋代佚名《搜山图》中的女子所着之鞋也都为红色。
南宋出土的女鞋实物颜色已趋向柔和的间色—鹅黄、黄褐、褐色等，如，浙江兰溪南宋墓出土的黄缎面凤头翘尖鞋，江西德安南宋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通判吴畴之妻周氏墓出土的七双黄褐色素罗小脚弓鞋，福州新安南宋贵族少妇黄昇墓葬出土的六双弓鞋，均以褐色绞花罗做面。这些贵妇的鞋色趋向柔和的色调，应与南宋整体文化氛围的素雅、内敛有关。
自熙宁时期始，缠足风渐渐兴起。北宋东京汴梁闺阁中曾出现一种名为“错到底”的小脚鞋，鞋底呈窄三角形，前后用两色布合成。宋陆游《老学庵记》载：“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皆服妖也。”
宋南迁后，此鞋被视为不祥之物，穿着渐渐减少。但南宋的缠足之风却愈加盛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七双黄褐色素罗弓鞋，鞋底也是前尖后圆，鞋头上翘，有丝线做的蝴蝶结装饰，后系带，有方形鞋曳，鞋口均卷边，有明显的手纳针迹。
黄昇墓葬出土的六双弓鞋，现收藏于福建博物院。它们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南宋贵族阶层小脚弓鞋的形制。六双鞋形制相同，以褐色三经绞花罗做面，粗麻布做的鞋底，前尖后圆。鞋头尖锐上翘，缀有挽成蝴蝶结的细丝绳。其中两双鞋的缘口是以金色梅花丝绦沿边，显得精致华美。另外四双均为素色。鞋后帮有带，用以固定脚踝。鞋长13～14厘米，算是四寸小脚金莲鞋。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杂剧人物图《打花鼓》中，左边艺人穿浅绿鞋，右边艺人着红色履。而且画中的女子双足皆纤小，鞋尖均上翘，她们的鞋制与黄昇墓和周氏墓出土的翘尖弓鞋非常相似。
不缠足的妇女大多是底层劳动人民，俗称“粗脚”“大脚”。她们所穿的鞋子，一般为圆头或平头，就像军妻和民妇的款型，鞋面也会绣有各种花鸟图案。在南方的劳动妇女，多数都穿蒲草编的草鞋，凉快又便于劳作。
元代延祐四年（1317），赵孟頫在燕京以五十金购得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故宫博物院收藏），并题诗云：“田家苦作余，轧轧操车鸣。母子勤纺织，不羡罗绮荣。”《纺车图》中位于左端手拉着线团的老妪，脚上穿着一双青绿色翘尖圆头鞋；右边手摇纺车的中年妇女，脚着深青色圆头鞋。这两双鞋与《熙宁新定时服式》的“军妻之履”非常近似，一看这朴素粗放的款式，便知是普通民妇所穿的粗布鞋履，而且两位都没有缠足。
《熙宁新定时服式》的八页图中，只有《宫人履式一》（图4）的文字附注较详：
式高二寸，底高五分；带长三（寸）；其履曳如其高；穗长四寸而分披之，结高二分；穗共重二钱。
此页不仅标注鞋高二寸，鞋底厚五分，鞋带长三寸，鞋曳（鞋提）如鞋高，另外还把装饰穗的长度、整体重量及穗结的高度都标示出来。从穗子的重量和悬垂度来看，应是纱支很细的丝线。这个丝穗在宫人鞋履中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要衬托一个彰显等级的饰物—珠子。
如此图文并茂，让人一目了然，可称得上是“式”的标准模本，符合宋神宗给“式”下的定义：“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
《宫人履式一》所绘的穗结居前鞋口正中，鞋前脸是否有鞋梁，还不能断定。鞋梁即鞋帮在前脸的缝合处，以丝绦或皮革所缘的滚边。而《宫人履式二》（图5）则比较直观地绘出穗结、襻纽都在前中线鞋梁上。“式二”比“式一”多一个襻纽，或许还多一个鞋梁。其余部分均与《宫人履式一》相同。两式都有綦（鞋带）和桃型鞋曳。
图4 宫人履式一
图5 宫人履式二
两种形制略不同的鞋款是否有等级之分不详，为哪种宫人所着亦不详。应当还不是弓鞋。北宋熙宁时期，宫中可能刚出现缠瘦直的苗头，笔者于图说《宋人遗祻杂抄》中已详列出苏轼等北宋文人的诗词为证。那么北宋后宫的缠足应先在养尊处优的后妃和需要特殊旋转舞艺的宫伎中兴起，为帝后嫔妃服务的宫女们不会被允许缠足，否则会影响她们的服务质量。
图6 宫人綦式
图7 宫人穗式及曳式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时，从民间招选来做宫人的女子如果缠足，会被强制“解去足纨”，换上宫样鞋，以便于她们快速地在宫中行走。
向闻今禁掖中，凡被选之女，一登籍入内即解去足纨，别作宫样，盖取便御前奔趋，无颠蹶之患，全与民间初制不侔（谋）。予向寓京师，隆冬遇扫雪军士从内出，拾得宫婢敝履相示。始信其说不诬。（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妇女·妇人弓足》）
另有两页描绘的是《宫人綦式》（图6）与《宫人穗式及曳式》（图7）的具体形制。綦就是鞋带。鞋曳也叫鞋提等，作提鞋之用，《香闺韵事》图说部分曾详解之。鞋梁和鞋沿的结合部位镶有丝穗，穗结中央缀有一枚珠子。穗结绘画得精细立体，这个造型精美的六耳绳结与盘长结相似，很有皇家风范。此图注文：“宫人穗许照品级衔珠。”却没有更详细的文字来说明应遵循怎样的等级标准来配珠饰，语气中有依惯例的意思。方绚亦云：“宫人履穗，许照品级衔珠，亦勿详其衔珠何□？”
仅标注宫人鞋履，过于宽泛。宫人在宋代也称宫女、殿内人、宫婢等，但宫人这一称呼的使用范围更广。后宫内除去皇后和有名号的妃嫔外，那些掌管和处理各项事务，为宫廷生活服务的女子，都属于宫人范畴。从乳母阶层的国夫人、女官到普通宫女之间有着正一品到九品及无品秩的若干等级划分。
宋仁宗时，后宫人数已涨到二三千人；徽宗让位给钦宗后，宋钦宗曾一次放出六千宫女。在如此庞大的后宫队伍和细化的等级与职别中，为建立秩序、方便管理，宫人服装和鞋履肯定有明显的等第和职别之分，可让帝后妃嫔一眼便知其职别身份，并可约束宫人的行为举止。
从宋代传世艺术作品中，可看到的宫女服饰形制有以下几种：
1.圆领窄袖袍衫配百褶裳裙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仁宗皇后像》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皇后和宫女的服饰都画得非常写实和精细，逼真得可以完全复制出实物。头戴花钗礼冠、身着青色袆衣的皇后装束基本与宋代《舆服志》的记载吻合，那么宫女的服饰也应当比较真实。画中左侧宫女手持巾带，右侧手托盂盘。两位宫女服饰相同，均头戴垂角幞头，上面簪满宋代盛行的五色帛花（亦称“一年景”），外穿皂色圆领窄袖袍衫，上有规则织绣纹样，腰系红色镶金革带，下着朱色百褶裳裙，足穿白底黄色翘头履。因皇后穿的是册礼和朝谒的袆衣，为最高级别礼服，所以两位侍女同样也穿着符合她们身份的盛装礼服，以示隆重。
图8 [南宋]佚名《歌乐图卷》局部
2.褙子
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南宋佚名《歌乐图卷》（图8）描绘了九位宫廷歌乐女伎身着统一的红色窄袖长褙子，在庭苑中排练的情景。这种直领对襟、腋下开气的褙子兴起于北宋，盛行于南宋，是男女皆穿的一种常用服饰。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北宋侍女像中，也有中年侍女穿着红色长款褙子。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南宋刘宗古的扇面国画《瑶台步月图》和南宋陈清波的绢本团扇画《瑶台步月图》，两图的创作年代都是南宋，画名也相同，扇面上的主人公仕女也都穿着这种南宋典型的服装。
3.圆领窄袖侧开气衫袍配绔、靴
南宋佚名《女孝经图·后妃章》（图9）图卷，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图中侍候在皇后身边的三位宫女一律男装打扮，头戴黑色幞头，外衣为内侍们常穿的圆领窄袖侧开气衫袍，下着白绔和高帮皂靴，腰围黄色裹腰。这种裹腰，男子也用，繁简不一，颜色以黄为贵，时称“腰上黄”。同套画卷的《贤明章》（图10）一图中，皇后身边的宫女也做男装打扮，戴黑色幞头，着浅绿色侧开气衫袍。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北宋侍女像中也有四个足蹬皂靴、男服装扮的女官形象。这说明宋朝的宫女和女官在宋代的某一时期内，着男服较为普遍。
4.交领窄袖襦衫配长裙、披帛
同样是唐邓氏《女孝经》前九章的题材，南宋马和之的《女孝经补图卷·后妃章》图中，皇后身旁的宫女装束却为宋代女性的典型服饰。图中两位宫女皆梳三鬟髻，髻上插梳，并系有红飘带，身穿交领窄袖襦衫、曳地长裙，外罩披帛，一为绿色帛，一为赤色帛。两位皆着翘头履，腰间系环佩，玉绶结环于小腹前下方，有压住裙摆的作用。同卷《邦君章》中的两位侍女形象也与《后妃章》一致。披帛，这个深受唐代女子喜爱的流行单品，或许从晚唐五代一直沿用到了北宋时期。这几位宫女的服饰与太原晋祠北宋宫女群像中的女服都可对应上。
图9 [南宋]佚名《女孝经图·后妃章》
图10 [南宋]佚名《女孝经图·贤明章》
《女孝经图》的题材是唐代的，而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北宋侍女群像是为祭祀周武王王后邑姜而塑造的。两个主题都不是宋代的，作者就有任意发挥的可能，这些创作性作品理应没有宫廷收藏的帝王图写实度高。
《熙宁新定时服式》首页按语云：“熙宁初定宫人履勿用五色。”宫人履不得使用的五色应为：青、白、赤、黑、黄，而这五色却是频繁出现在后妃们礼服里的颜色。古代视此五色为正色和尊色，在宫廷服务的宫女不能与后妃和命妇们穿同色的鞋履。这就是阶层的等第之分，不仅有饰珠的等级，还要有颜色的等级。
我国古代先民们在观察日出日落、四季更迭的自然景象中，总结出青、白、赤、黑、黄为滋生天地宇宙色彩的五种基本色调。
中国自周代起，认为青、白、赤、黑、黄这五正色，不仅分别代表着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向，也对应着木、金、火、水、土这五行和春、夏、季夏、秋、冬五个时令。盛行于周代并沿袭至南北朝的五时衣是表现中国五行与五正色关系的最早文化载体，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以五正色为尊色的最初表现形式之一。
具体到服装上，天子的祭祀之服，按春、夏、季夏、秋、冬五个时令，要分别穿着与时令对应的正色服装。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有详载。
周代天子祭祀五郊的五时衣虽按时令穿衣，却不考虑四季温差，而是穿着与自然时令相和谐的五色衣。在对大自然表示敬畏的同时，古人也在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包括服饰都应该效法天道（自然），同时统治者也以天道为护佑和巩固自身政权的理论依据。
文献表明天子是要在整个时令里穿着与时令相对应的五时衣。尚不清楚周代的公卿大夫们与天子在郊外迎五时气和平时上朝时是否着五时衣。
西汉和东汉沿袭周代，以五色为尊，不但天子、百官五郊迎时气的礼服是五时衣，而且还把五时衣规定为朝服，将遵从古意、顺应天道自然发扬到极致。
但制度是制度，实施起来却是另一回事。至少西汉时期，百官真正穿五时衣上朝的时候，恐怕不多。《汉书·萧望之传》载西汉大臣张敞曰：“敞备皂衣二十余年，尝闻罪人赎矣，未闻盗贼起也。”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虽有五时服，至朝皆着皂衣。”张敞所处的汉宣帝时期，虽然百官都备有五时服，但朝会时，大家还都穿着黑色朝服。
汉代某时期，五时衣与绛色衣皆为朝服。祭祀五郊，只有皇帝与执事官员穿着五时衣。百官不执事者皆穿绛色常服。相关记载如：
汉制，祀事五郊。天子与执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执事者，自服常服以从。常服，绛衣也。（南朝梁沈约《宋书·志八·礼五》）(https://www.daowen.com)
《太平御览·卷六九一》引汉马融《遗令》：“穿中除五时衣，但得施绛绢单衣。”
从东汉开始，每年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常常要由尚书三公郎宣读五时政令，此礼一直沿承至魏、东晋、宋、北齐和唐代。《通典》载每岁读时令之礼，天子须穿着五时衣，但没提及百官。
读时令：后汉、魏、东晋、宋、北齐、大唐。后汉制，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唐杜佑《通典》卷七十《礼三十·沿革三十·嘉礼十五》）
虽然两汉使用五时衣的制度还不甚明了，但在所有有关五时令的国家礼仪活动中，天子是必须着五时衣的，足见汉时对五色的尊崇。
五时衣作为朝服有迹可循是东汉汉明帝时期。永平二年（59）汉明帝下诏，遵从周代管服制度，参酌秦法，制定冕服佩绶和朝服的服装制度。按照周代四时迎气的制度，详定天子百官以五时服为祭祀五郊之礼服和朝服。《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常用朝服为：“通天冠……乘舆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诸王常用的朝服为：远游冠，穿深衣，有五时服色。百官也备有五时衣。《东汉会要·祭祀志》载：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勾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
先立秋十八日（季夏之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
《后汉书·礼仪志》详载：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
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
先立秋十八日（季夏初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皂领缘中衣，迎气于白郊。礼毕，皆衣绛至立冬。
立冬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气于黑郊。礼毕，皆衣绛，至冬至绝事。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诸王时变服，执事者先后其时皆一日。
从文中可得知以下几点：永平时期遵循周制，定季夏时令为立秋前十八日；五时衣中青衣、赤衣、黄衣成为百官整个时令可穿的朝服；白衣和皂衣则在立秋、立冬当天祭祀完毕后，以绛色朝服替代，一直穿满秋冬两季。
冬至前后，天寒地冻，万物冬眠，百官也不需上朝，放寒假回家去静养生息，这也是与自然时令相和谐的一种体现。然后朝廷择吉辰复工，当日百官再换上绛色朝服直至立春之日，再换青衣。主祭官员总要提前一天换上相应颜色的衣服，并且晚一天换下。
《后汉书》这部分文字也可解释“穿中除五时衣，但得施绛绢单衣”“常服，绛衣也”这些汉代五时衣与绛衣同时作为朝服的情况，而且读过之后也比较容易读懂《宋书·礼志五》这段让人一头雾水的文字：
常服，绛衣也。魏秘书监秦静曰：“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绛衣而已。”晋名曰五时朝服，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
西晋、东晋和南朝宋时沿用五时衣作为朝服制。《宋书·礼志五》对晋宋时期的五时朝服、四时朝服及（绛）朝服制度，有进一步的说明：
朝服一具，冠帻各一，绛绯袍、皂缘中单衣领袖各一领，革带、袷裤各一，舄、袜各一量，簪导饷自副。四时朝服者，加绛绢、黄绯、青绯、皂绯袍、单衣各一领。五时朝服者，加给白绢袍单衣一领。
从文中可以看出“朝服”“四时朝服”和“五时朝服”是依次叠加的关系。一整套“绛朝服”包括：冠、帻、绛绯袍、皂缘中单衣领袖、革带、袷裤、舄、袜等。四时朝服者不但配“绛朝服”一具，还要再加配绛绢、黄绯、青绯、皂绯袍和中单衣各一领，这样又可搭配出四套礼服。五时朝服者在配有一整套绛朝服和四时朝服的基础上，再加给白绢袍和中单衣各一件的秋服一套。
晋代以金德自居，崇尚白色，故白绢秋服最为尊贵。《晋书·舆服志》载：“百官虽服五时朝服，据今止给四时朝服，阙秋服。”很明显，五时朝服者的身份应为最高。据《宋书·礼志五》记载，“五时朝服”对应的官职为：皇太子、诸王郡公及三师、三公、将军位从公者、诸大将军、司隶校尉、诸三品将军、台省长官及高级僚属、太子府长官及高级僚属等。“四时朝服”对应的官职品级略低：谒者仆射、羽林监、北军中候、殿中监、太子寺人监、黄门中郎将校尉等。“绛朝服”者的品级更低：县、乡、亭侯，护匈奴中郎将，州刺史等。
南朝刘宋建立政权以后，在服制方面多依循晋制：“其未加元服、释奠先圣、视朝、拜陵等服，及杂色纱裙、武冠素服，并沿旧不改。”（唐杜佑《通典·礼二十一·嘉六》）
南齐施行服制变革，“五时朝服”和“四时朝服”等朝服形式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南北朝以后虽然不再沿用五时衣制度，但以五正色为尊的传统早已深入人心，并一直沿袭至以后的各个朝代。
中国自周朝起就赋予色彩一定的特殊意义，把色彩分为“正色”和“间色”两个种类，所谓“间色”就是把青、白、赤、黑、黄这五种正色混合而成的色彩，如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这些色彩是二次色，故又称“闲色”“杂色”，即闲杂之色，应当为下层百姓之用色。孔子曾说“红紫不以为亵服”，即士人不能用红色或者紫色的布做家居时的便服。
我国智慧的先民们很早就发现了色彩形成的奥秘，战国《孙子兵法·势篇》云：“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即是说，五种正色可以调和出变化万千、数不胜数的颜色来。这与现代光学的红绿蓝三原色理论很类似。
在中国古代，服饰制度是封建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统治阶层和庶民百姓之间都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的，服装不只是蔽体御寒，还被当成分辨等级的工具。各等第的服装不仅有纹样、质地、款式、配饰上的区别，色彩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分等级因素。在封建统治阶层的操控下，服饰色彩始终以正色为尊，间色为卑。
《诗经·邶风·绿衣》中写道：“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诗中的“绿”代指妾，“黄”代指夫人，高贵的黄应当在上为衣色，低级的绿应当在下为裳色。“绿衣黄里”“绿衣黄裳”正好反过来了，意思是说夫人失位而贱妾上僭。黄贵绿贱不言而喻。
但是，由于各朝统治者的喜好不同，这些颜色的地位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间色的紫色本来是卑贱之色，《释名·释彩帛》曰：“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但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
多年后，孔子推崇周礼，因周尚火德，尚赤，所以孔子认为乱穿衣的齐桓公弃赤尊紫，是礼崩乐坏的表现，遂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篇》）
我国古代民间的流行服饰一直以宫廷为风尚标，而皇亲贵族为保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极力想让服饰这个外在的个人形象符号更加名贵和耀眼，以便与低级官吏和商贾、庶民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
纵观中国古代服装史，各朝都是对上层社会的诸侯百官，制定严格等级的服饰制度；对中下层商贾百姓颁发服装禁令，限制他们的衣色服饰等，而服色制度就是这样随着封建等级社会的逐步发展，慢慢确立起来的。
两汉时期朝服还没有服色制度，天子和百官同穿五色朝服或绛朝服，品秩要靠冠的不同来区别，冠有：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等十几种。要说以颜色区分等第，主要是体现在佩绶上。
汉代官员沿袭秦制，平时在袍服外都要佩挂组绶，组和绶都是彩色丝线编成的长条形带式。汉官每人有一官印，一印必配相应级别的丝绶。官印装于右侧腰间的鞶囊中，组绶垂于腰间，故称印绶。于是丝绶的颜色就成了官员社会地位等级的鲜明标志。
两晋南北朝时期，汉胡服饰相互融合；至北齐时，胡服则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装束，大多数汉人都喜欢穿着。朱紫玄黄，各色任选，家居、朝会，甚至连谒见皇帝也不例外。《旧唐书·舆服志》载：
燕服，盖古之
服也，今亦谓之常服。江南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
强烈的异族服色风格“朱紫”和“绯绿”影响了中原，服色选择的范围扩大，但服色制度还没有真正地确立。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华夏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一统中华。隋朝（581—618）虽国祚短促，仅存三十八年，却开凿全长五千多里的大运河，为唐朝几百年的繁华打下了基础。同时它还在中国古代服装史上开启了帝王黄袍和服色制度的先河。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首位选择穿柘黄袍上朝听政的皇帝。自此，历代帝君均沿袭隋制，定黄色为九五之尊龙袍的专用色。明末王夫之《读通鉴论》说：“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
隋代当时并没有限制官吏和百姓穿着黄色：
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着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唐魏徵《隋书·礼仪志》）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维护其封建宗法制度而下诏：“及大业元年……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旧唐书·舆服志》）
大业六年（610）复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以）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隋书·礼仪志》）
五品以上皆着紫色袍，六品以下着绯色与绿色袍，小吏衣青色，庶民衣白色，屠夫和商贩皆黑衣，士卒着黄衣。这样就形成了以不同服色区分身份贵贱、官位高低的等级秩序。虽然粗疏，但是服色制度已初步建立。此诏令意味着隋朝把常服纳入了舆服制度中，三种颜色的官服，以大面积色块给人视觉的冲击力非常强烈，远观即可辨认，更容易区分等级。
唐初服制沿用隋制。武德四年（621）做了进一步改动，制定了新的常服规范：
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敕三品已（以）上，服大料紬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以）上，服小料紬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以）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及双
，其色黄。……流外及庶人，服
绢絁布，其色通用黄白，饰用铜铁。（北宋王溥编《唐会要·舆服下》）
唐代常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中后期，常服可取代朝服和公服，官员上朝和官府办公时均可穿着。
贞观四年（630）二次下诏，将原来六至九品这四品通用的黄色改为绿色和青色，这样也与流外及庶人的服色有别：
三品已（以）上服紫，五品已（以）下（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妇人从夫色。虽有令，仍许通着黄。（后晋刘昫《旧唐书·舆服志》）
上元元年（760）再诏，这次更加细化，每一品级都有一色：
文武三品已（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后晋刘昫《旧唐书·舆服志》）
至此，一套完善的唐代服色制度在隋制的基础上终于形成，颜色从高到低依次为：紫、绯、绿、青。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只是略有调整和改动。
显德六年（959），周世宗柴荣崩，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归德节度使赵匡胤掌握了军中大权。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赵匡胤率诸军北上迎敌，行至陈桥驿，手下众将将事先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叩呼万岁，拥他为帝。此典故即“陈桥兵变”，也称“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将黄袍的皇权象征意味又进一步强化。
宋仁宗赵祯时，规定一般人士衣着不许以黄袍为底或配制花样。
明代将赭黄作为御用之色，《天工开物·乃服·龙袍》记载：“凡上供龙袍……赭黄亦先染丝，工器原无殊形，但人工慎重与资本皆数十倍，以效忠敬之谊。”从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皇帝画像中可以看到，明代皇帝明世宗和明穆宗所穿圆领袍的颜色为赭黄色，只是深浅不一。
清朝建立后，仍崇尚汉文化，并推行华夏传统的五行与五色学说，认同黄色于五正色之中，居诸色之上，是代表中央正统权力的颜色。黄袍仍是历代清帝的御用朝服，只是衮服的色调从沿用了千年的柘黄色改为明黄色，以示区别。
1912年清朝灭亡后，皇家的御用黄色才回归民间。纵观中国服饰史中服色制度的确立，是由最初周代至汉晋时君臣同服的五时衣，慢慢演变到唐朝等级分明的服色制度，并被后世沿袭。服色正间色的尊卑观念虽然逐渐淡化，但严格的封建等级思想却留存在服色制度中。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元素符号，来划分等级，建立秩序，为巩固封建统治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