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山水、归隐田园的隐者形象
一说起隐者，当首推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现的是悠游自在的隐居生活，表现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田园的喜爱。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隐者，具有隐者的品质。他淡泊名利，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即使困苦，依然保持着高风亮节。陶公从小接受的是道家思想，这就为其之后的归隐山林埋下了伏笔。他好像不同于其他怀才不遇的诗人，而是本就厌倦官场，不习惯宦海生活。每次进入仕途不久，他便辞官回家。用现在的话来说，不是他被炒鱿鱼，而是他炒了老板的鱿鱼。这也是一个不同寻常之人啊！在又一次任职后，他开始犹豫，认为在拥有鸿鹄之志的同时，自己还极度向往着田园生活。他在官途与田耕之间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选择了田园生活。从此，便一直归隐，不曾回归仕途，亦开始了自己的种植经历。或许种的粮食并不尽如人意，甚至都解决不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可这也无法阻碍他向往自然的决心，想来这就是“真爱”吧！
归隐之后，陶渊明也开始了大量的创作，所写作品大多是田园诗歌。他对劳动人民的淳朴品质充满了赞赏之情，因而其诗文也大多是淳朴自然，非常接地气的。但在久而久之的相处中，他也发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并不幸福，高额的赋税让一整年的努力都满足不了自身的温饱。因而，陶渊明对这些人也饱含着深深的同情。
虽然决心归隐，但有时难免还会感怀自己的际遇。因此，陶渊明也会创作一些怀古诗借以抒发内心的不满。这表明陶渊明实则也是一个心怀天下之人，他渴望社稷祥和、百姓安康，可面对当时浑浊的政治现状，亦有很多无奈与苦闷。但至少陶渊明尚能爱惜羽毛，未曾与贪官同流合污。他固然喜欢自然，可若政治清明，一个有志之士又怎会放弃自己的抱负呢？他的归隐，多多少少都包含了一些无奈吧！他只能将那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百姓不幸遭遇的同情融入诗作，心里该是怎样的落寞呢！
另一个比较著名的隐者，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王维。(https://www.daowen.com)
王维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年少多才，诗文、书画、音律皆通，二十一岁即中进士。开元九年（721年）春，王维任太乐丞，负责音乐、舞蹈的教习排练事务。后因下属伶人舞黄狮犯忌讳，而受牵连被贬。同年秋，他被贬为济洲司仓参军，这是其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之后，他感受到了官场险恶，因职卑位低、政治失意，便生出了归隐山林的念头，不久便弃官隐居。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出任中书令，慧眼识英才，次年将三十五岁的王维提拔为右拾遗，主要职责是向皇帝进谏和举荐贤良。王维作有《献始兴公》诗，称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罢相，朝政大权落到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手中。李林甫忌恨文学之士，王维于文坛享有盛名，又是李林甫政敌张九龄一手提拔之人，因此，王维担心随时会遭到暗算。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王维的官职得到了升迁，迁河西节度府，任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虽保住了性命，王维却被逐出了权力中心。昔日的政治热情和思想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之后，他开始隐居，由前期的向往开明政治，希望有所作为进而转入后期的日趋消极，作品的内容也由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与对社会不满、揭露转变为写一些田园山水的诗作。
四十岁是王维前后思想的分界线。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不惑之年的他疲于官场喧嚣、应酬，厌倦官场生活的尔虞我诈，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切为“无可无不可”，这种消极的人生观支配着他后期思想与诗歌的创作，所以，这时候的王维纵情山水、陶醉山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赞美山水田园的闲适诗作。
在中国诗歌史上，被尊称为“诗佛”的王维，字摩诘，名与字合起来就是佛家著名的菩萨——“维摩诘”。由此可见，佛禅对其人生影响之深。王维生活在一个佛教盛行的时代，幼年丧父，母亲崔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母亲及周围人的影响下，王维一生结识过许多僧人，接触到了各种佛教宗派思想，精通佛法佛理，尤对禅宗体悟更深。在面对新的仕途挫折时，深受佛教影响的王维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一切都是空的。同时，他还受到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将自己的情趣融于山水间，于山水间寄托自己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的追求。
王维的隐逸有其独到之处，他既没有把隐逸当成入仕的捷径，也没有冲出官场的樊笼而真正返归自然，他用自己的人生哲学调适好了自然与官场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