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角拓展与方法创新

在研究方法上，2017年政府预算研究的重要变化是量化研究方法大量应用，如博弈论^[38]；在研究视角上的重要拓展体现在大数据时代的政府预算监督管理、测量指标的构建等。

大数据正在重塑现代社会的治理，为全口径政府预算监督和审查提供了一个全新背景：大数据技术变革实现政府预算监督主体多元化、大数据分析新变化实现政府预算监督内容预防化、大数据平台开放共享实现政府预算监督载体智能化、大数据扁平化传递功能实现政府预算监督组织扁平化。^[39]如何将大数据应用于政府预算监督？有的学者提出了“互联网+”时代下政府预算编审管理的创新思路，认为应结合编审管理的目标路径，结合服务对象，根据问题导向，找到需要重点完善的方向，先“+互联网”，顺势而为，再“互联网+”。^[40]大数据时代对于政府财政治理而言，是一场深刻的“财政革命”，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还权于社会。适应大数据时代，政府财政治理应当运用“制度+大数据”思维，统筹信息、流程与人力等三大要素，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完善财政信息管理、确保财政透明与公开、强化激励与监督、构建财政大数据中心。^[41](https://www.daowen.com)

政府预算研究另一个重要的视角拓展是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构建有关概念的测量指标。有的学者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构建了地方人大监督能力的评估指标。该指标体系从工作监督、法律监督、财政监督等三个维度构建，并计算出每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测量了2012年市级人大的监督力度，结果发现：监督力指数的最低分为36.7分，最高分为78.9分，平均分为49.782分，标准差为7.912。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人大的任期年度和立法权的类型都对市级人大的监督力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42]有的学者从政府预算管理的视角对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进行了测算，他们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和外交支出（不包括对外援助）作为行政成本的指标，研究发现：我国行政成本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行政成本偏高。^[43]有的学者从政府预算内外双重维度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居民经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面板数据模型证实：预算内收入分权能够降低居民经济收入不平等；预算内支出在全国层面拉大了居民经济收入不平等，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却降低了收入不平等；预算外收入分权恶化了经济收入不平等，但预算外支出却缩小了经济收入不平等。该发现为政府预算管理提供了方向：即应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建立全口径预算、推行民生政绩考核机制等。^[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