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目标与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研究
第一，专项转移支付是否达到目标，学界存在争议。在肯定的方面，赵海利发现，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在促进义务教育投入均衡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0]究其原因，一方面，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具有明显的扶弱能力，整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享有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份额越低；另一方面，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产生了激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投入的示范效应，获得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越多，义务教育投入增速越快。两股力量方向一致，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快速增加，加速了义务教育投入均衡进程。
此外，在县级层面，无论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其分配效应都更多地促进了财政供养人口财力均等化，其目的更多是“保运转”与“搞建设”，而其对辖区人口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效应则相对微弱。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效应在2005年以后才逐渐显著。专项转移支付则总体上扩大了地区公共服务不均等。此外，转移支付的不断增加加剧了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纵向财力不均等。[11]
在否定的一方，缪小林等根据专项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影响的实证结果，揭示出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具有“粘蝇纸效应”，并且违背了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依赖于中央支出导向的理论观点。[12]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国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尚未划分清晰的背景下，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使用方向的决策机制被弱化。尽管专项转移支付是由中央指定用途，但具体方向和领域往往取决于地方政府专项资金逐级向上申报的各环节，是否能够回归于中央支出方向定位，要取决于各申报审批环节的约束机制。
郑方辉等运用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与方法，对广东省三项省级补助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第三方评价结果的研究发现，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目标出现走样。[13]究其原因在于：理论源头存在悖论、专项设立论证不足、绩效目标流于形式、主体责任缺位错位、政策社会认同度低等。还有学者表明，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14]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有学者甚至表明，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15](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的影响。葛乃旭与杨留花基于我国2000年至2007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税收返还和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均存在明显的负效应，只有专项性质的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存在激励作用。[16]有学者发现，专项转移支付尤其可能刺激地方财政支出。[17]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因果性影响取决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自有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对地方财政支出具有负的因果性影响，非自有财政收入则对地方财政支出产生正的因果性影响，其中，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的正影响尤为突出，这主要源于非自有财政收入的成本转嫁效应。地方政府存在较明显的支出偏向，尤其表现在增量支出上对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关注较弱，且与总支出相比，各类财政收入对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力度较小。与其他地区相比，非自有财政收入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对财政总支出的正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
第三，对地方政府财力均等化的影响。有学者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法，实证分析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大规模变动对地方财力均等化的影响。[18]结果表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果明显，专项转移支付扩大了区际财力差距，部分抵消了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果。均等化效果不明显原因在于：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有三分之一难以支出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弱化了应有的“均等化”效果；贫困地区往往因为拿不出配套资金而失去专项补助，使得专项转移支付难以发挥“均等化”作用；报批制度有利于发达地区获取更多补助，进一步弱化了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
第四，对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研究表明，项目制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专项补助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地级市人均GDP增速提高0.0517个百分点；项目制主要通过政府引导固定资产投资来牵引地区经济增长。[19]这说明项目制有利于中央部委自上而下激励地方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解释。然而，项目制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缺口，还拉大了城乡及地区之间的差距。其所引致的带有附加条件的地方项目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形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当然，也有学者表明，虽然项目体制是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解释之一，但它仍然是一种“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体制，也是以政府项目垄断权为主导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其从市场决定领域退出势在必行。[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