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分配与实践运作研究
第一，在分配环节，不够公开透明，随意性较强。有研究指出，在政府预算编制较粗的情况下，每年的中央专项补助分配只能由财政部主管业务司会同有关部委协商或由财政部单独完成，多为闭门造车，并通过各级财政之间的指标文件形式运转。[21]其附带的各地资金分配明细表绝大部分注明“不发地方”字样，不公开透明，各地分配了多少资金互相之间不知晓。中央专项补助资金分配透明度不高，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并且，项目市场化部分投资效率低，公共部分绩效考核缺失。从审批和资金分配看，通常都是短期内报上来一大批项目，经打分之后大部分的项目都会入选，然后按照项目总资金量分配每个项目的经费，基本没有连续的项目库来保证可持续性。申请者必须承受巨大的财力和时间成本，而审批、审计和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疲于应对，这给寻租和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22]
第二，在具体分配上，并非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办法展开，而是掺杂了大量的人格化与行政因素。史普原认为这与中央部委及其下属部门的分配权力过大，并且缺少制约有关。[23]中国在实行分税制之后，由于各部委掌握的资源随中央财权的集中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通过项目申报的专项转移支付，因为存在转移支付制度不够明确与科学的问题，导致部长的偏好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杨千钰、曾端仪使用2003年国务院主要部委部长的更换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的方法估算了部长的政治关联对其来源地的专项转移支付的净效应，通过排除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得出部长来源地的专项转移支付会随着部长的上任而增加的结论。[24](https://www.daowen.com)
这与范子英、李欣更为细致的研究“异曲同工”，他们发现：新任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会使其来源地的地级市获得的专项转移支付增加2亿元，如果是重要部委的部长，该效应上升至9.4亿元，相当于在原有水平上增加130%；政治关联效应在部长的一个任期之内是非线性的，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的趋势；增加政治关联和减少政治关联的效应是非对称的，部长卸任并没有伴随着专项转移支付的显著减少；政治关联效应仅体现在正部长方面，副部长对其来源地获得的财政资源影响不大。[25]
还有学者基于民政部门数据，发现地方行政辖区数量、民政部门职工数量和民政部门省内分权等行政性因素均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接受的中央专项补助，表明部门和官僚利益已经渗透于民政专项资金的配置过程。[26]
第三，资金使用不规范。在专项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着大量问题，主要包括：（1）混淆、挪用专款。一些部门领取到专款后，违反规定改变专款用途，将专款用于其他项目，形成资金的混淆挪用。（2）削减、挤占专款。一些部门以业务费不到位、公务费不足，难以开展工作为由，擅自将专款用于招待费、职工发放奖金福利、单位购车等与专项资金无关的机关日常经费支出，形成专项资金的规模、额度被人为地削减、挤占。（3）层层截留专款。专项资金下拨后，主管部门以各种名义扣拨专项资金，层层截留，向下级单位拨款不及时，导致财政专项资金滞留闲置。（4）设法回流专款。有的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将资金下拨后，又以各种名义向项目单位回收或者摊派收费，间接地“回流”下拨的专款。（5）长期闲置专款。一些专项资金因各种原因被主管部门长期闲置，形成专项资金沉淀，导致资金未能发挥效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