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层面研究回归本源

2017年度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对“结果导向”的辩证分析，二是对政府绩效管理价值观基础的探究，三是对政府绩效评价理论基础的深化。

1.对“结果导向”的辩证分析

“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性问题。前期研究中很多学者对“结果导向”持批判态度，而2017年度的研究成果则更加理性。周志忍在对前期学者们批判“结果导向”的论文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从概念、价值取向、可行性和公平性、片面性和社区需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对已有观点的辩驳，提出满足公民期望的结果，是政府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成为绩效评估的基本原则^[28]。尚虎平通过对74个政府绩效评价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认为国外和国内开展“结果导向”绩效评价的前提条件具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性包括公民主义、政治-行政两分体制、管理工具的路径依赖性、依法行政传统、绩效预算与绩效评估的协同作战、绩效评价的非人格化等^[29]。因此，我国虽然在“链式工具”的环节上复制了西方通行的做法，但却无法有效应对中国政府绩效的本土性特质，同时，还平移了西方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存在的符号性、象征性、辩护性等原生问题^[30]。还有观点认为我国当前的绩效评价并不是“结果导向”的，姚东旻等从控制权分配和评价体系激励两个方面剖析了中国绩效预算的实质，认为上述两方面都无法在制度上激励预算管理者更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结果，即不能达成向“结果导向”预算模式的转变^[31]。综上，西方国家开展政府绩效评估时采用“结果导向”具有其合理性，中国在借鉴其理念和经验时必须结合国情，而不能简单“照搬”。

2.对政府绩效管理价值的辨析 (https://www.daowen.com)

公共价值理论认为公共价值是绩效达成的判断标准，王学军基于这一理论对绩效损失问题开展了研究工作，从政策初衷与结果之间的偏差、评价工具方法与真实情况之间的偏差以及由于信任与合法性等价值层面的内容政府绩效评价的认可偏差等方面展开研究。^[32]郑方辉等认为作为预算民主的实现形式，财政绩效评价内置了预算民主的要求，带有强烈的价值导向。^[33]张岩鸿认为当前我国绩效评估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将绩效评估只看作工具性应用，忽略甚至背离了其对自身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价值引导功能。^[34]郭斌从技术取向出发，探讨了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的绩效评估带来的用政府价值标准来作为评判政府行为的基本准绳的问题。^[35]秦晓蕾提出功利性的目标导向导致了乡镇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的价值偏离分配正义，更深层次上导致了政府与民众民主话语平台的断裂。^[36]由此可见，学者们普遍认同政府绩效评估的公共价值导向，这也是研究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价以及公众参与的价值基础。

3.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取向

结合2017年多个地方政府经济统计数据“挤水分”的实践，尚虎平认为西方政府绩效评估是“晚期资本主义”萌生的一种“成绩社会”“绩效社会”意识形态。^[37]因此，我国不能以“工具主义”的逻辑简单平移西方政府绩效评估，必须将政府绩效评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来破解“源问题”。谭融等结合后发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政府绩效和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不同政体下政府绩效与政治合法性的相互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静态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38]龙凤钊将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取向概括为三种类型：技术理性导向、政治理性导向和法律理性导向，^[39]并提出当前我国有关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技术理性导向，未来要解决技术层面出现的系统性问题，根源在于要在绩效管理领域贯彻法治意识，解决技术理性的“偏离”和政治理性的“异化”问题。

此外，2017年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理论层面的研究还包括对政府绩效管理模式和体系的梳理与归纳，尚虎平将其归纳为纪委主管模式、政府部门主管模式、审计部门主管模式、人事部门主管模式、组织部门主管模式、本级政府直管模式、绩效考核办管理模式7种类型^[40]。孙洪敏提出政府绩效管理体系是由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程序和评价方法四个维度构成的，未来将呈现评价主体的公众趋向、评价内容的民生趋向、评价程序的法理趋向以及评价方法的实证趋向等特征^[41]。白皓等则结合国土资源部绩效管理的实际，构建了由价值体系、组织和制度环境体系、技术体系组成的具有部门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42]，为后续的操作层面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