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基层治理各个主体的针对性研究
1.党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于城市基层治理中党组织的地位作用一直是有关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陈伟东认为，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具有引领和带头作用。[24]陈小京通过对百步亭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案例研究，分析了党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并为党如何在城市社区进行执政提供了一条新途径。[25]
2017年，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分析较为丰富，并且更加注重新时期背景下党组织的职能转变研究：马妮、张荣华强调党组织的服务职能，并确立纪律严明、制度完善、阵地广阔的党组织服务理念。[26]刘朋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注重党组织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强调用党建创新带动治理创新[27]。黄意武、李露则注重基层党建和治理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关系，认为党建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同时，基层治理创新也对城市基层党建提出新的要求。[28]卢爱国、陈洪江则提出了“复合式党建”的目标，为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方法指导。[29]张振洋、王哲主张通过党建工作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30]
2.居民参与与基层自治
居民不仅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对象，更是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是表达自身诉求的重要途径，更是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基层自治更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调控，体现居民价值的关键环节，也是基层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在居民参与的研究中，夏晓丽认为居民参与是现代民主在社区这一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31]付诚、王一分析了当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缺陷，认为必须通过完善的政策体系来维护公众参与机制的运行。[32]2017年对居民参与的研究更加精细化，注重具体问题的分析：陈伟东、陈艾强调居民主体性的培育，从而重构多元主体间关系，激发自治活力。[33]夏晓丽、蔡伟红对公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进行考察，认为应加强公民能力建设，加强公民参与实践。[34]王德福、张雪霖对精英替代问题进行辨析，主张居民与基层组织的直接互动。[35]唐有财和王天夫通过案例分析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框架，包括社区认同、骨干动员和组织赋权三个环节。[36]
关于基层自治的研究中，刘晔模拟了社区自治的过程，主张通过协商推动居民自治。[37]郑建君主张在多元治理的同时推进基层自治机制，保障基层自治的法治化、制度性与稳定性。[38]2017年对基层自治的研究更加深入：周庆智明确了法律保障、多元治理、社会重构这三大自治权力体系构建要素。[39]戴祥玉主张通过完善自治制度、转换治理结构、重视民主协调完成基层治理创新。[40]王德福指出社区行政化和自治困境的非相关性，主张在有限自治的基础上提高治理能力，从而促进社区自治的有效性。[41]许宝君、陈伟东从内卷化的角度分析居民主体性缺失，主张通过赋权居民解决这一困境。[42](https://www.daowen.com)
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之一。林尚立认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拥有国家赋权，是社区治理的关键力量，其他组织皆为非权威的边缘组织[43]。近年来，关于居委会的研究较前几年下降，但也具有一定的比例。陈伟东、马涛通过分析社区治理结构的三种模式，倡导居委会发挥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作用，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44]
3.社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随着基层治理不断加强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上的作用愈加凸显，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也于近年来提上了日程：何欣峰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途径进行分析，倡导在提高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与其他各个主体进行良性互动，从而整合社会资源、凸显居民价值。[45]卢炜、汪文革通过案例研究论述了非营利组织可以为社区提供高效的服务。[46]
2017年，有关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层治理创新与转型过程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和机制。黄晓春认为社会组织蕴藏在基层治理转型的总体架构中，因此必须为社会组织的运作提供行政机制保障。[47]黄晓春、周黎安进而从政府机构的纵向互动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在灵活政策安排、规避政策风险上的作用。[48]陈思、凌新从基层治理精细化的角度出发，为如何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和能力，进而促进社会组织提高精细化社会治理提供对策建议。[49]苏曦凌、黄婷针对社区的冲突治理，指出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指引和沟通作用。[50]马立、曹锦清主张通过社会组织解决社区自治的困境，通过“嵌入引导”的方式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并且减少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加强双方的协商合作。[51]
4.街道办事处的存废
与社区不同，街道属于行政区划的一种，其管理机构为街道办事处。史云贵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在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人才结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发挥等方面存在问题。[52]近年来，关于撤销街道办事处的呼声渐高。李靖、李春生对撤销街道办改革进行案例分析，认为街道办可对社区自治的发挥产生影响，主张以“区直管社区”推进基层治理。[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