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机制研究

社区由居民、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内外的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市场组织、辖区单位等多个主体构成，不同主体间通过权力分配、制度设计以及相关的沟通和协商完成基层治理的良性运转。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研究一直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陈伟东、李雪萍将基层治理主体分为基层管理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三大类，社区利益的空间范围、具体制度、技术条件和公共意识都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中主体的数量和行为。^[13]兰亚春在针对城市社区的基层治理的研究中，将社区组织结构分为纵向组织和横向组织：纵向组织是指承载政府职能的组织，包括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及政府下派的各种专职机构；横向组织是指社区居民自主成立或自愿参加的、介于社区纵向组织和居民个人之间的组织。^[14]

在各主体间的互动和博弈方面，齐卫平等阐述了多元民主协商的必要性，它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体系，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促进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15]杨稣、贾明德根据社区管理中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角色，将基层治理模式分为：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社会导向型三种类型。政府导向型管理模式主要依靠基层政府的职能，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在居委会等各种社区主体的共同参与、配合下进行管理；市场导向型的典型是物业公司管理；社会导向型以社区居民为核心，联合社区内各种主体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16](https://www.daowen.com)

2017年，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在以往多主体互动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具体的互动机制分析和整体协作框架：陈伟东、许宝君在过去对于基层治理主体分化的基础上，提供了社区治理的社会化分析框架，包括社会工作者、社会需求、社会组织等六大要素，其中政府贯穿整个过程。^[17]袁方成、汪婷婷从空间正义视角出发，通过政府平衡各方利益、社会组织创造机会、居民积极参与监督，三者协同合作，达到“善治”的目的。^[18]韩瑞波从元治理理论出发，梳理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社区治理协调、责任、监督机制，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路线指引。^[19]文军、吴晓凯通过上海市普陀区的具体案例研究，以“动态化”的视角对多元主体进行分析，理顺社区协商治理的结构逻辑和软、硬件准备，并指出当前我国多元协商面临的诸项问题所在。^[20]林雪霏通过对温岭民主恳谈制度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政策环境中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协商民主理念诉求不同，需要通过整个体制的配合、各主体间的活力调动，来寻求渐进式发展。^[21]韩冬雪、李浩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主张“政社合作”的机制，通过政府提供各项支持，其他组织参与协商决策，解决基层治理参与度低、沟通不畅等问题，形成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格局。^[22]陈荣卓、李梦兰对此进行延伸，在政社合作的视角下，通过“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的多案例比较研究，构建了党领群治联动型协商、政社协同共建型协商、政群平等对话型协商、社群精准议事型协商四种多元协商实践的经典模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