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城市评价结果的统计分析
本部分将对32个样本城市的发展能力总体特征进行分析，具体从两个部分展开：一是对问卷调查所涉及的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总体评价和对一、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绩效评价分析；二是综合使用主客观数据，对城市地方政府的发展能力开展聚类分析。
1.样本城市地方政府发展能力的总体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和收集数据的方法，最终获得的数据包括：受访者对样本城市地方政府发展能力的总体评价和总体满意度，6项一级指标的重要性评价和样本城市的绩效评价，14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评价和样本城市的绩效评价，以及样本城市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指数与总体排名。因此，本节就从以上四个层级对数据进行总体分析。
（1）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总体评价和总体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时，问题的设定和表述方式可能会影响获取的结果。本研究以获取调研对象对当地地方政府发展能力的评价为目标，在调查问卷中，分别采用了总体评价和总体满意度两种方式请答卷人就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发展能力做主观评价。32个样本城市的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样本城市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总体评价和总体满意度的基本情况
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两种提问方式的均值，可以发现，如表8所示，总体评价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系数达到0.922，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相关，而且并不存在显著不同（p=0.001），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从统计学上来看，“对当地政府发展能力的总体评价”和“对当地政府发展能力的总体满意度”这两种提问方式，并不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表8 两种提问方式的均指比较配对样本T检验
（2）一级指标重要性-绩效分析
问卷调查获取了调查人对一级指标的重要性评价，结果如表9所示。调查对象对六个指标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社会发展能力、经济发展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服务提供能力、科学履职能力、资源利用能力。由此可见，调查对象首先关注城市社会发展情况与经济发展，其次是公共服务，最后是政府的实际运行情况。其原因在于指标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同。调查对象自身体会越强、关联越大的指标越会被排在相对重要的位置，而调查对象自身体会越弱、关联越小的指标则会被排在不重要的位置。在32个样本城市中，对科学履职能力的重要性排序差异性最大，标准差达到了0.34，而对资源利用能力的重要性排序差异性最小，这也说明不同城市的居民对地方政府核心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评价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受到了调查对象所处环境的影响。
表9 样本城市一级指标重要性-绩效评估结果
问卷调查也获取了被调查人对一级指标的实际绩效评价，六个指标在不同城市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较为接近，且数据离散程度也较为接近。从具体的指标评价来看，社会发展能力在所有一级指标评价中的均值最高，达到3.39，这说明调查对象对城市地方政府的社会发展能力相对最为满意。科学履职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的均值最低，为3.34，这说明调查对象认为城市地方政府的科学履职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标准差来看，资源利用能力的标准差最高，达到0.41，这说明不同城市间的调查对象对政府的资源利用能力评价的差异性较大，其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地区间的不平衡，导致对人才的吸引和科技能力的创新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造成调查对象对城市地方政府的资源利用能力的认知具有较大差异性。科学履职能力的标准差最低，为0.35，说明调查对象对政府科学履职能力的评价差异性较小。对于政府社会发展能力与提供服务能力这两项指标，调查对象的评估结果差异也相对较小。因此，未来城市地方政府在注重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建立资源利用与公共服务、环境整治三位一体的规划体系，推广先进技术并鼓励创新，打造环境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健康、可持续、服务型城市。
（3）二级指标重要性-绩效分析
问卷调查获取了调查对象对居住城市地方政府发展能力二级指标的实际绩效评价和重要性评价，均采用了五级李克特量表，结果如表10所示。具体来看，二级指标中的维护秩序能力（3.61）的均值最高，说明样本城市的调查对象对城市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方面工作较为满意，而城市地方政府的推动转型能力（3.35）和均等化区域公共服务能力（3.35）均值最低，说明调查对象高度重视公共服务的空间公平性问题，并对当前区域间公共服务差异较大存在不满，对城市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举措有更多要求。而推动转型能力则直接影响城市发展的未来潜力，因此，城市地方政府在做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还要积极推动自身转型能力，加强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从标准差方面来看，推动转型能力的离散程度最高，标准差达到0.44，其原因主要是32座样本城市的经济发展类型差异较大，结合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地理优势所确定的转型方向有所区别，因此评价分数可能会由此而分散。不同城市的调查对象对促进消费能力（0.34）、保证生产能力（0.34）、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0.36）、政策制定能力（0.37）的评价相对较为集中，这说明城市地方政府在主抓经济建设与政府运行等方面建设能力的公众感知差异较小，也就是说城市地方政府在这些二级指标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可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
表10 样本城市二级指标重要性-绩效评估结果
从表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环境保护能力、秩序维护能力、政策执行能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管理和服务的创新能力、政策制定能力、主动学习能力、推动发展能力、推动转型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均等化区域公共服务的能力、保证生产能力、促进消费能力，这与各指标所属的一级指标的排序略有不同，调查对象认为环境保护指标和维护秩序与公平指标的重要性较为突出，而保证生产能力和促进消费能力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说明调查对象在现阶段更注重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的作用。从表10可以看出调查对象除了重视政府的经济发展能力以外，如何得到更好的环境与公共服务也是市民考察城市地方政府的重要标准，城市地方政府应当在环境保护与公共服务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
（4）样本城市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指数与总体排名
基于32个样本城市的数据，通过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地方政府发展能力各级指标权重
续表
将样本城市的主客观数据（三级指标）标准化，再加权求和，可以得到分解发展能力（二级指标）、核心发展能力（一级指标）和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指数。为了便于直观比较，本研究按照功效系数法将样本城市的标准化数值转换成得分值为5-95的数据列，转换公式如下所示：
Zi：第i项三级指标的转化得分；
Xi：第i项三级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Xmin：样本城市中该三级指标的最低标准化得分；
Xmax：样本城市中该三级指标的最高标准化得分；
最终，计算可得32座样本城市的政府发展能力指数，如表12所示：
表12 样本城市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指数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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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本城市地方政府发展能力的聚类分析
（1）聚类分析的方法与结果
课题组采取客观的系统聚类结果和主观判断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最终的聚类数量，并采用K均值聚类方式确定聚类成员。首先利用SPSS软件对样本城市的六个一级指标进行系统聚类，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采用系统聚类法对样本城市聚类的结果
首先，根据系统聚类的结果，样本城市可以分为2类、3类、4类、6类、12类；其次，根据各种分类的城市名单，综合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城市的聚类名单，确定最终的聚类数为4类；最后，采用K均值聚类方法对样本城市进行聚类，各类的聚类中心如表13所示，ANOVA分析如表14所示。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直观比较，本研究按照功效系数法将各项指标标准化数值转换成得分为5-95的标准化数据列。
表13 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指数聚类中心
表14 聚类ANOVA分析表
如表13所示，样本城市的聚类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同步增长关系，第一类城市在经济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服务提供能力、资源利用能力、科学履职能力、学习创新能力这六个一级指标层面都明显比第二类城市、第三类城市、第四类城市表现差，这表示出类别间的依次增长关系，这说明类别间的总体差异和各项一级指标差异都较为明显，这一点在ANOVA分析表中也可以看出，六个一级指标都通过显著性为0.05的F检验，说明组间差异明显，聚类效果较好。
第一类城市包括安阳市、聊城市、天水市等3个城市，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服务提供、科学履职、学习创新等六个一级指标上表现欠佳，说明地方政府能力相对较弱，这可能与其所处内陆、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密切相关。
第二类城市包括长春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兰州市、沈阳市、天津市、扬州市等11个城市，这些城市包含一些中东部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也包括衡水、泸州等城市，这些城市中大部分发展速度较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甚至有些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异常突出，但其他指标的能力表现欠佳。
第三类城市包括以北京市、成都市、广州市、南京市、宁波市、青岛市、深圳市等为代表的14个城市，这类城市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较好的表现。
第四类城市包括杭州市、上海市、苏州市等4个城市，从数据方面来看，这些城市在主观数据层面和客观数据层面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
（2）四种类型城市政府发展能力一级指标比较分析
通过对各一级指标的得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四类城市六个一级指标，即不同的能力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如图3所示。
图3 四类城市一级指标得分比较
从图3可以看出四类城市之间差异性最大的指标是社会发展能力，该项能力在第一类与第四类城市之间的分差为77.57。社会发展能力的具体指标包括当地生活的幸福感、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当地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对个人发展机会公平的评价等。二级指标得分的差异性说明各个地方政府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进入了主动的社会治理、管理创新阶段，而一些地方政府尚处于较为被动的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阶段。
四类城市之间差异性最小的指标则是资源利用能力，该能力在第一类与第四类城市之间的分差仅为59.37。随着近年来人才竞争的加剧、招商引资难度增大，各个地方政府普遍开始重视资源利用能力的建设。2017年开始的以人才引进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城市营销大战就可以看出各个地方政府开始普遍重视资源整合和资源利用能力建设。而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逐步推进，政府与智库、媒体、企业正逐步构建一种稳定的和谐的治理格局。这一背景下，各个地方政府普遍加强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关系建设。相应地，资源利用能力差距最小。
总体来看，各类城市的学习创新能力最强，在该项能力方面，四类城市得分的均值达到58.45分，并且在第三类和第四类城市中，该项指标的得分均为该类城市能力得分的最高分。这与2017年的数据特征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2017年的相关结论。即，这种学习创新能力与我国处于经济平稳发展阶段有关，也与近年来不断强调的创新型政府建设有关。同时，这也可能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学习、政策效应相互扩散、单一制的国家体制等因素相关。总之，当前地方政府在学习创新方面的成效比较显著，同时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同2017年相比，各个一级指标之间的差异在缩小，表现最好的能力和表现最差的能力均值的差异缩小至不足10分，这说明地方政府开始全面重视各方面能力的建设。相对而言，各类城市总体能力最弱的是科学履职能力，在该项能力方面，所有样本城市得分均值为48.88分。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在科学履职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从统筹机构设置、统筹编制资源、转变政府职能、赋予省以下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等多个角度提出了行政机构改革的方向，这将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从而有效地提升地方政府的科学履职能力。
（3）四种类型城市政府发展能力二级指标比较分析
四类政府在一级指标所反映的六种能力方面的表现存在不均衡的特点，如图4所示。
图4 四类城市六个一级指标雷达图
第一类城市的资源利用和学习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第二类和第三类城市中服务提供和学习创新能力较强，第四类城市社会发展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突出。在评价地方政府发展能力时，各项一级指标均包含了主观与客观两类指标，因此，四种类型政府在不同能力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同能力方面的客观表现存在差异；其二是民众对该项能力的满意程度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式来检验类型间一级指标差异的显著性，详见表15和表16。
表15 第一类城市和其他类型城市的一级指标比较
从总体能力提升的角度对各类城市进行分析，建议各类城市着力提升能力的短板，实现能力的均衡发展。如表15所示，第一类城市和第二类城市相比，资源利用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差异，其他指标均有显著差异，其中，差别较大的是社会发展和服务提供能力，差值分别为34.45和31.21。第一类城市和第三类城市相比，除资源利用能力外均通过了显著性为0.05的统计学检验，在6项一级指标上均小于第三类城市，差异最大的是服务提供能力，均值差值为56.74，差异最小的是学习创新能力，差值为52.02。第一类城市和第四类城市比，6个一级指标均小于第四类城市，差异最大的是社会发展能力，差异最小的是资源利用能力，所有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为0.05的统计学检验。第二类城市和第三类城市、第二类城市和第四类城市、第三类城市和第四类城市的6项一级指标的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16所示。
表16 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城市一级指标差异比较
如表16所示，第二类城市和第三类城市在6项一级指标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资源利用能力，差异最小的是学习创新能力；第二类与第四类城市在6项一级指标也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差异最大的是资源利用能力，差异最小的是学习创新能力，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是0.05的统计学检验；而第三类城市和第四类城市中，除经济发展能力外，其他五项一级指标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差异最大的是社会发展能力，差异最小的是学习创新能力。综上，四类城市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递增规律，即第四类城市在6项指标上高于第三类城市，第三类城市高于第二类城市，第二类城市高于第一类城市，这说明本研究的聚类结果较为理想，各类城市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通过对不同类型城市间的二级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找出对聚类分析结果影响较大的二级指标，即差异性较大的二级指标，如表17所示。
表17 四类城市间差异较大的三个二级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