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耕出的沙漠化土地
在我国东部的科尔沁沙地也有许多古城遗迹，最著名的当属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境内，乌尔吉木伦河与沙里河汇合口附近的临潢府遗址，那可是在北方存在400多年的辽代最早的首都。
根据考古资料，5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科尔沁草原就开始有人类活动。出土的生产器具表明，当时本区的居民部分以经营种植业为主，部分以经营畜牧业为主。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一直到秦汉时期，本区已基本转为以种植业为主，并且农耕十分繁盛。而由于过度的农耕，科尔沁草原在这时就出现了第一轮风沙活跃的土地沙漠化阶段。
科尔沁草原
汉朝以后，一直到契丹建辽前的150多年间，科尔沁草原相继为匈奴、乌桓、鲜卑等以牧业经济为主的民族所统治，农业衰退，畜牧业兴旺，土地沙漠化逆转。
4～7世纪时，契丹民族的一些部落游牧于今日西拉木伦河 （时称潢水）与老哈河 （时称土河）之间，“追逐水草，经营牧业”。当时除有发达的畜牧业外，开始发展农业，环境“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10世纪初契丹耶律氏在今科尔沁草原地区建立辽王朝，都城设在今乌尔吉木伦河与沙力漠河汇合口附近，称上京临潢府。并在潢水两岸地区建立了不少的州县，从被占领的北宋燕、蓟二州和东面的渤海国掠来农民，从事农耕，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0世纪中叶，这个地区已和辽海地区发展成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农垦区。从沙区中出土的辽代铁器农具及文化遗址可以反映当时农垦的情况。这些遗址大部分在老哈河与教来河间的龙化（州）等沙区中。
随着草原农业开垦范围的扩大及樵柴活动，植被遭到破坏，沙漠化开始发展。北宋著名文人苏辙 （1039～1112年）出使辽国，诗云：“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 （诗句中的山指永州木叶山，即今赤峰市翁牛特旗海金山），可见，当时西辽河平原已有大面积沙漠化土地。到12世纪的金代，已出现了“土脊樵绝，当今所徙之民，故逐水草以居”的情况，反映了沙漠化已很严重，并有因“常苦风沙所致”韩州城四治三迁的记载 （韩州最后的治所古城即现在哲里木盟科左后旗浩坦乡城五家子古城）。
到13世纪以后，随着辽灭亡，元、明王朝建立，政治中心南移，农垦规模缩小，天然植被逐步得到恢复。因之到17世纪清初，这个地区又成为“长林丰草……凡马驼牛羊之孳息者，岁以千万计”的优良草场。清代不少的围场和牧场便分布在这一地区。
科尔沁沙地
科尔沁沙地最近一次的沙漠化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以后。自18世纪中叶，清政府对本区推行放价招民垦种政策，草原被逐渐开垦。放垦荒地因土质瘠薄，一般经过2～3年即因沙害而放弃，继而开垦新草地。大面积犁耕使土地的表土层遭到了破坏，在缺少植被保护的撂荒地上经过干旱风季沙层被吹扬而起，形成流动沙丘。这种沙丘（俗称“白沙坨子”）以斑点状首先出现在居民点、牧场、耕地附近及沿河地区，逐渐扩展连接成片，从而使美丽富庶的草原退化为沙漠化土地。即使在科尔沁草原西部、承德以北清代著名的“木兰围场”，到20世纪初也被开垦，天然植被覆盖率下降到5%，沙漠化土地面积已占该县北部地区土地面积的48%。
综上所述，历史上科尔沁沙地的沙漠化存在着波动性，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到18世纪中期的这一时期内，科尔沁沙地经历了3个沙漠化的循回，沙漠化开始时期大约为：秦汉后期、辽和清朝末期。导致沙漠化发生的原因是人类活动方式由畜牧业 （或畜牧业为主）向农业 （或以农业为主）活动转变而诱发的。(https://www.daowen.com)
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的人口猛增，加上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传统农业地区失去土地的农民“下关东”和“走西口”掀起草原垦殖的高潮，草原南部不堪这种突然增加的压力，生态平衡破坏，土地沙漠化愈演愈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在“以粮为纲”等错误思潮的驱动下，科尔沁牧区纷纷弃牧从农或半农半牧。同时，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对环境的索取压力迅速超过了生态系统承载力的临界阈值，所以，科尔沁地区的生态系统日益恶化，沙漠化迅猛发展到今天的状态。
肥沃草场的开垦也加深了牧业和农业的矛盾、民族间的矛盾。“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这段民歌唱颂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科尔沁草原的牧民群众和下层官吏的维护放牧权，反对王爷、军阀、日本侵略者相勾结侵占草场的斗争。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我实难留……”一段忧伤的情歌唱出了出外逃荒，下关东、走西口路上的辛酸和无奈。
接近中蒙边界的草原地区是我国三大多风和大风区域之一。年降水200～400毫米，地区高寒，冬季漫长，一年的积温 （植物或农作物生长期空气温度积累的综合，一般以一年中5天气温稳定通过0℃或10℃的温度累计计算）和无霜期 （不会出现霜冻的日期）勉强可以使一年一熟作物成熟。像这样的地区生态环境条件非常脆弱，通常称做生态脆弱带。这里的农业开垦采取典型的“游农”方式，选择平坦的土壤水分条件较好的土地而耕。基本为靠天吃饭的雨养农业，其余坡地等仍以放牧为主。生产结构和经济来源依靠农业和牧业，所以称农牧交错带。
农牧交错带是我国现代沙漠化强烈发展的地区。我国的近现代农牧交错区从东北大兴安岭东侧沿河北、内蒙古边界向西，并延伸到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北坡地区，黄河河套的鄂尔多斯高原。据1987～1988年的调查，当时我国每年沙漠化土地扩展2100平方千米，其中1700多平方千米是在农牧交错带。
在农牧交错区北部，农业人口稀疏的地区，直到如今保持随意耕种的习惯。种植没有计划，种多少、种什么完全看播种季节降雨情况和土壤墒情。遇到春季降水较多，土壤墒情好的年份，可能从土地解冻开始犁种，并计算成熟期，种完小麦，种生长期较短的莜麦、糜子，直到种上生长期最短的荞麦，这时，已到小麦的成熟期，进入收割期，因此，这里的农业相当原始，只有播种和收割两个生产环节。没有锄草、松土的环节，也从不对作物施肥，收获也非常低微。
春天是传统农业的耕播季节，也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大风季节。被松翻的土地抵御风蚀的能力相当差，土壤颗粒和草原时期长期积累的土壤腐殖质和营养元素被风吹蚀也相当严重。特别是遇到强风时，可能吹蚀掉2～3厘米的耕地土壤层，这些土壤颗粒加入大风就形成沙尘暴，危害下风向。每年春天袭击首都北京的沙尘暴和浮尘都是经内蒙中部农牧交错区刮来的。
仅严重风蚀沙漠化地区的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后山七旗县，旱作耕地每年吹蚀表土1厘米以上的土地32万公顷，每年吹蚀土壤黏粒830万吨，有机质840多吨、氮素54000多吨。由于连续的风蚀，原来土层深厚的草原土壤腐殖质层被吹蚀贻尽，露出钙积层。在内蒙古商都县北部，开垦初期土壤有机质含量4%强，中度沙漠化时下降为1%多，到严重沙漠化弃耕时仅仅只有0．7%～0．8%。如果以此为标准计算，全国沙漠化土地每年损失的土壤营养相当于化肥17000万吨，总价值106亿元。
由于经常性出现风蚀损失，种子下种后往往遭风吹出，每一年要毁种多次。加上耕种土地有临时思想，使人们养成了不施肥的习惯，靠“听天由命”、“广种薄收”，对土地只用不养，土壤肥力下降迅速，导致粮食单产不断降低。例如内蒙古雨养旱农地区，开垦初期可以“捉担”的土地 （亩产可以稳定收获1担，担是旧时计量粮食的单位，各地不一，在内蒙古农业区为150千克），目前正常年份仅能维持亩产40～50千克的水平。
这些在“内地”失去土地，到“口外”种地的农民确切地说是一些“难民”，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在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土地荒漠化，为生态难民。他们闯关东、走西口的临时思想，从他们的生活习惯的方方面面表现了出来。例如埋葬去世者的方式是将棺木平放在村后平地上，用石块垒砌，以方便回故里“落叶归根”。对周围生态环境只有竭力利用的思想，没有长期稳定建设的思想。
自然条件的恶劣使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游农式土地经营方式是土地强烈沙漠化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