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1]
很高兴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早就听说这是一所人文氛围很浓的学校，今天亲身感受到了。我和林安梧教授今天讲的内容涉及20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潮。现在大家正在学习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想这个题目可能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点关系。要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说明它的文化方针、方向是正确的，就必须总结、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个历程，通过与其他文化思潮、文化方针的比较才能做出这个结论。所以我今天就想粗略地谈一下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看法。
先讲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
我们知道，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三大思想派别：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中国到“五四”时期，也形成了大致类似的三种思潮。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政治、文化观念，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主张中国要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保守主义则是指固守中国传统、反对或者抵制西化的思想派别。保守主义通常又分为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前者竭力维护社会政治现状，反对社会革命；后者不见得反对革命，有的在政治上还很进步，主张革命，甚至亲身参加革命，如章太炎、熊十力。熊十力先生当年在武昌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护法运动。就是说，他们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上，他们却显得很谨慎、很保守，主张立足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西方，走一条“中体西用”的道路。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派别，有国粹派、学衡派、“本位文化”派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现代新儒家”。这个学派从“五四”时期梁漱溟先生到北大去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在今天，它在港台地区仍然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思想派别。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派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对它非常仇视，因此把它称为“激进主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首先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五四”时期有一场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辩论到底是东方文化优越还是西方文化优越。当时胡适、陈序经等人主张全盘西化，梁漱溟、杜亚泉等人持东方精神文明优越论。在这两派争论时，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企图超越偏于“肉”（物质）的西方文明和偏于“灵”（精神）的东方文明，表示了对“第三新文明”的向往，他认为这种理想的文明是一种“灵肉一致的文明”。瞿秋白同志到苏联去考察后，也是既超越东方文化派，又超越全盘西化派，指出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是一种“艺术文明”，认为它是自由、正义和真善美的统一。
中国在“五四”时期形成的这种“三分”的思想格局，将近一个世纪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可以说一直到今天，我们分析今天的各种思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并峙。它们之间既有对立紧张，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甚至互动和互补，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五四”以来，中国发生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这些论战基本上都是在这三派之间展开的。比较早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自由主义者胡适之间展开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在文化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介入了这场论战；我刚才提到过的东西文化论战，也是在这三派之间展开。20世纪40年代，新儒学在抗战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冯友兰先生提出了“新理学”，贺麟先生提出了“新心学”，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写了一些与他们进行讨论的文章，包括我们社科院刚去世的老院长胡绳同志，还有杜国庠、陈家康等先生。到了50年代，中国内地批判梁漱溟和胡适，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同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论战。60年代，在台湾也发生过一场中西文化论战，站在自由主义方面的是很有名的柏杨、李敖，他们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传统派胡秋原和新儒家徐复观。就是说，80年代以前，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思想文化论战都基本上是在这三派之间展开的。80年代以后，文化讨论把大陆和台港学界已连成一个整体。1988年我们到新加坡去参加“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研讨会，与会的40位学者都是华裔，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当时我们的一些学者还是初次出国，大家还在想，海峡两岸学者长期隔离，难免会有思想观念上的对峙和紧张。而实际情况却是大陆的自由派学者和台港、海外的自由主义者站在一条阵线，同新儒家，也与大陆的马列派学者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和思想交锋。
为什么这种“三分”的思想文化格局在近一个世纪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想，从根本上说，这三派思潮正是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和冲突。文化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不外乎三种选择：一种是“全盘西化”，一种是所谓“儒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想，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大概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无视和回避这一现实。文化问题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企图摆脱或超越意识形态，结果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掉到某一种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去。
以上是从总体上讲一下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下面再分别对三大文化思潮在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它们在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最新表现，来看它们之间的对立互动关系。
首先，看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表现。
自由主义在西方有深厚的传统，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它的代表人物有洛克、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杜威，还有当代的海耶克、波普尔、罗尔斯等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严复起，经过胡适、丁文江等人，到40年代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到台湾的柏杨、李敖，也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呼唤人的个性解放，鼓吹人权，崇尚理性，追求西方模式的民主和自由。这一派在近代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李泽厚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始终未能创造出自己真正独立的哲学”，应该说这是事实。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理念，但它也有文化意义，有其哲学基础。按照自由主义理念提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改革方案，在中国总是和“西化”联系在一起的，实质上就是要求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方面，胡适先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一生的学术道路和政治实践，都可以为自由主义的理念做一个诠释。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台湾除了胡适之外，还有殷海光等代表人物，这一思潮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许多台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包括新儒家中的一些人，在文化上持保守主义立场，但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比如徐复观先生，他去世后有人写文章纪念他，题目叫作《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就是说在他身上体现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二者的结合。
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大陆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但也有一股潜流。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了，但其中有些代表人物就是从40年代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演变而来的。80年代后期在中国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它所继承的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有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是非常相似的，他们打出的口号也是“彻底反传统”，宣称“反传统是永远不悔的旗帜”；有人还再次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要“让先进的西方文明全面冲击中国”。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有了一定的气候就要表现出来。大家注意到，在20世纪的最后三年，自由主义在中国又有一次兴起，其标志就是1998年的北大百年校庆。当时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北大传统？有的说是科学和民主，有的说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的说是爱国主义，有的说是与时俱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北大传统是自由主义。他们编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副标题是“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位知名学者为它作序，认为“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呼唤“发轫于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在这之后，中国思想界出了一批宣扬自由主义的论著，当然也有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人，在世纪末展开了一场新的思想论战，其影响至今犹存。为什么在世纪之交会出现这么一场思想论战，恐怕与今天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直接相关。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大家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其次，再来看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是在传统和现代化的对立紧张中，代表维护传统的一种力量，主张认同和回归传统文化。它在形式上是反现代化的，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排拒现代的普遍价值，而是主张在传统的基础上渐进地改良。它不承认突变和飞跃，反对断裂传统。所谓维护传统就是维护历史上形成的、代表着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事物。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长期连续成长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人类理性和智慧，要远胜于个人瞬间的偶然创造。所以，他们不相信没有经过试验的改革或革新，更反对革命性的变革。
我们说自由主义是从西方传进来的，那么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中国的特产，它也是一种国际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运动而出现的。它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哈曼、谢林、赫尔德，英国的柏克、卡莱尔等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非西方地区的扩展，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在非西方地区活跃起来。非西方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典型代表有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等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有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再早一点的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学衡派，以章士钊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等。而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主流派的则是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的现代新儒家学派，因时间关系这里不能作详细介绍。(https://www.daowen.com)
中国最近的一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它表现为主张回归传统，批判激进主义，有的学者还公开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有本《原道》辑刊，在“编后”中公开声明其办刊宗旨就是“保守主义”。该刊第一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副标题是“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它的基本观点是：曾国藩指挥的湘军认同儒家文化，代表中国文化传统，所以它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是以“拜上帝会”，也就是以基督教为旗帜来动员群众，背离了中国文化传统，“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所以必然失败。它把曾国藩讲的“无本者竭，有本者昌”说成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用来说明、剪裁历史，完全不考虑这场战争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仅以文化上是否“有本”来说明其“必胜”或“必败”的原因。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不要小看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我给大家念一段描述1993年的中国社会文化氛围的文字：
在文学界，《白鹿原》和《废都》成为1993年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前者创造了一个现代的儒教圣人朱先生，以及他的俗家弟子白嘉轩，拜倒在传统文化的脚下，期冀着在理想化的儒家学说中栖息疲惫而脆弱的心灵；后者则是在历史转折、文化失落之际，放荡形骸，纵情女色，逃避现实，精神自戕，却也仍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从魏晋的放荡名士到明清的无行文人的有意识地效仿。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复古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回潮更是全方位和多元化的：从大众传媒中的评书艺人说《杨家将》《岳家军》《三侠五义》《小八义》，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播放唐明皇、杨贵妃、康熙、雍正、乾隆、慈禧等宫廷戏，到著名影星刘晓庆、巩俐等纷纷主演武则天，到久盛不衰的《易经》热，蜂拥而上的白话今译经、史、子、集；从大量的仿古建筑，以“皇家花园”“行宫”等命名住宅区，到所谓宫廷秘传的占卜术、生男生女术……以整理古籍名义出版的明清艳情小说等等，称本世纪以来，怀旧和复古思潮，于今为烈，大约不是妄断。从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决裂，到世纪末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岂不令人感慨系之！[2]
这段放大了的描述，难免有些夸张，但它所揭示的20世纪末的文化回归现象，确实值得深思，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最后，来看代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
前面讲了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一个主张全盘西化，一个主张回归传统，他们都说是为了救中国，我们也不怀疑其中一些人的感情、动机是真挚的，不否定在这些思想学说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我们对现代新儒学和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都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有些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要有所肯定。但也必须指出，在处理古今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这两派确实都有所偏颇，在事实上也行不通，因此都不具有现实性。正确的文化心态是既不崇洋媚外，也不是盲目的华夏优越感，而是应该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吸取古今中西文化之长，为我所用。从16世纪末叶开始有中西文化交流以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文化观点和文化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总结提升为系统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我们要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当然首先要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还有1986年、1996年的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等重要文献。此外，一些主要从事学术文化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值得重视的。我在这里想着重介绍一下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文化观。
张岱年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今年92岁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雏形，当时的提法是“创造的综合”，又叫作“文化创造主义”。80年代，他在《文化与哲学》一书的自序中说：“30年代曾参加当时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张先生发表大量文章和讲话，重申和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文化观点。特别是和他的学生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系统地论述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实质内容和形成过程，是一本重要的文化学专著。同学们如果对中国现代文化问题有兴趣，可以把这本书找来看一看。
综合创新文化观虽然是由现代学者张岱年提出的，但它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过了许多前辈的艰辛探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才逐渐形成并概括地表述出来的，今后它在理论和方法上还要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深化。
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早在16世纪末，自有中西文化交流以来，徐光启就向崇祯皇帝提出一个主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他认为要胜过西方文化，就一定要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有人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主张，既不抱残守缺，绝对排拒西学，也不盲目崇拜西方学说，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五四”时期，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都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新文明是一种既超越全盘西化，又超越东方精神文明优越论的“灵肉一致”的文明，或所谓“艺术文明”。另外还有一些人，如蔡元培先生、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既超越了欧洲中心论，也超越了华夏中心主义，主张中西文化辩证地融合，要“合东西洋文明为一炉而冶之”。我们知道，30年代鲁迅曾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一种对待文化问题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经非常通俗地解释过这种方法。他说，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成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成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古今中外法”就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把它们都变成我的有机血肉。徐老还打比方说：就像吃肉，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都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就变成狗肉。这一解释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古今中外法”的辩证综合的本质。我刚才讲综合创新文化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许多思想文化心态比较健康的人实际上都趋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因此他们提出的文化主张都与此相接近。比如在30年代，有一派提倡“新启蒙运动”的学者，包括胡绳、张申府等人，都提出过类似的文化主张。他们认为，新启蒙运动在文化上是主张综合创造的，它所创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而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辩证综合或有机结合。在这段话中，综合创新的思路已经相当清晰了。由此可见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产生确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论在今天已成为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观点。它在30年代就已有雏形，以后不断完善和发展。张先生在80年代又有许多新的重要论述，他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其他学者也为研究和宣传这种文化观做了许多工作。综合创新文化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还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值得认真研究，大力宣传。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对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作详细介绍，只能描绘一个轮廓。中间讲得不对或不恰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批评。我也希望得到林安梧先生的指正。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01年9月9日在华中科学技术大学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原载《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6卷，华中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316页。
[2]《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