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化解文明冲突的良方
“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使中华文化具有开放的性格和对“异文化”的宽容精神，它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处中自然就容易走向交融、合作与共同发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32]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全人类面前，“文化自觉”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信息时代科技文明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它对人类是祸还是福？未来的世界文明格局是从总体上趋向于对抗、冲突，还是趋向于交融合作、多元共存？各国学者之间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显然不符合时代精神，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它应该成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今天，“和而不同”是消解文明冲突的一个良方，一剂对症良药，我们应该加强对它的研究和宣传。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已经不再是经济和意识形态，而是在文明之间的差异与断层线上。今日世界分裂为西方、儒家（中国）、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也许还要加上非洲，共七八种主要文明，他断言，“在可见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家国家之间，”也就是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冲突。亨廷顿站在维护西方文化霸权的立场上，为美国所设计的国家战略是：促进西方文明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将文化与之接近的东欧和拉丁美洲融入西方，加强同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抑制伊斯兰和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如此等等。总之，这一切都要以符合西方利益为准绳。[33]
亨廷顿作为一个资深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他意识到冷战后的世界并非西方的一统天下，指望“西方价值观成为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是不现实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也未能使非西方社会西方化。在全球政治已经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今天，非西方文明已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同西方文明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并且日益从配角变成游戏的主角。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34]。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清醒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他显然不甘心于西方文明绝对强势地位的失落，在为西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出谋划策时，不是把基点放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合作上，而是放在所谓“文明冲突”的预设上，企图通过打击、遏制异类文明来达到维持西方文化霸权的目的。这就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违逆了和平与发展的当今世界潮流，难免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https://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对抗和冲突，而且也有相互接触、交流、协调、互动、融合与共生。从世界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借鉴融合始终是主流，文明对抗、冲突只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不同文明是在既冲突又融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发展共进的。亨廷顿显然夸大了文明冲突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对文化交流融合这一面视而不见，更不理解“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因此得出了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错误结论。这可能是与西方人的那种重分不重合、只见对立不见统一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从表面现象看，文明冲突论者是只见对立不见统一，仍然坚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但它其实并不是不要统一，不重视同一性，它所追求的统一恰恰是“同而不和”的“一统”“专同”，而且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尖锐对抗、斗争的方式来实现。今天有人还是企图用一种价值观来统一天下，鼓吹要“千方百计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概念”，“使美国的价值观和兴趣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普遍接受的标准”，就是现代文化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由此可见，“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作为两种对立的文化观，不仅在古代中国存在，在现今世界依然存在；而且依凭经济、科技和信息资源优势，现代文化霸权主义比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更霸道、更专制，危害更大。
“文明冲突论”给人类文明所展示的前景是不能令人乐观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灾难性的，也是违背全世界人民的意愿、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很有可能要造成惨烈的历史悲剧。去年发生的“9·11”事件、阿富汗事件和至今仍在延续中的巴以冲突，就是有着深刻利益背景的“文明冲突”所造成的现实灾难，全世界人民都感到痛心疾首，谁也不希望它成为今后普遍的国际秩序和状态。在今天，人类完全可以也应当按照另一种思路来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联合国根据伊朗总统哈塔米的提议，确定2001年为“不同文明对话年”那样，提倡各国都以宽阔的胸怀和宽容的心态来善待不同文明的成果。以交流代替歧视，以兼容代替排斥，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共处代替冲突，增进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那么就会给人类文明展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前景。去年在联合国第56届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不同文明对话年”的决议，由中国等75个国家共同提出，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就说明它是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愿望的，实际上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有力的回应。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活动，就是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多样性，推动各种文明的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以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这正是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明格局。所以在今天，大力宣传“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还有消解文明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文明冲突”论与“和而不同”论作为当今世界上两种最有影响的文明关系理论，全世界人民已经对其作出了明确的价值选择，现在关键是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用对话代替冲突，取“和”而去“同”，争取人类文明朝着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意愿、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