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文明都要“自觉”，都要有“自知之明”
前面已经提到，费老关于“文化自觉”的理论，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理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和世界都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文化的兴衰、存亡与转型问题对于每个民族来说都不是不相干的，都是非常现实地存在着的大问题。鄂伦春人的狩猎文化因森林遭到破坏而有一个存亡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因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而受到巨大的冲击，面临着一个转型和浴火重生的问题；西方文化霸权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文化从中心挤到了边缘，有的甚至濒临绝灭之险境。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一般都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对于根源性的认同和对文化转型能力的自信对于它们来说也极其重要，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自觉”，这些民族文化的前途将是不堪设想的。那么，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文化难道就不需要文化自觉了吗？人类文明史中的大量事实说明，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永远是强势文化、先进文化，强与弱、先进与落后的地位是可以转化的。如果不善于向其他民族文化学习，以强势文化自居，固闭自守，不思进取，甚至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他民族，称霸天下，其结果没有不失败的，而且强势文化也有可能失去自己的优势，转化为弱势文化。这种转化正是没有“自知之明”、没有“文化自觉”所造成的结果。曾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就给中国文化提供了这种由强变弱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世界文明史上，善于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使自己由弱变强的情况也不鲜见，日本在近代的崛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世界文明史是一本最好的“文化自觉”教科书。所有民族都应该认真总结、吸取本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要善于从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中获取教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需要学习，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更需要学习，对自己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它要把人类带到哪里去、应该怎样处理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有“自知之明”，有正确的文化心态。这对于强势文化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它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健康发展承担着更大的历史责任。
在今日世界，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文化全球化大有把西方文化变成一种全球文化之势。但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并不能消解、否定、取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趋势和局面早已为许多学者所一再指出。连亨廷顿也承认，尽管西方国家强力推销自己的文化，但是并没有使非西方社会完全西方化，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从一种文明转变为另一种文明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在阿拉伯世界，物质生活与民主形式的西方化甚至强化了反西方的政治力量。[35]要用西方强势文明来同化、取消多种形态的非西方文明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像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这样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至今仍被10亿以上人口所认同的伟大文明，是绝不可能被任何强势文明轻易地“同化”掉的。因此，对于处在强势地位的文化来说，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学会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谐相处、相依共存，如果没有弱势文化，你的强势地位也就不存在了。而且，即使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也有许多值得强势文化学习、借鉴的东西，关键是看你是否愿意学习，是否善于学习。强势文化能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弱势文化，不以强凌弱，不摘自我中心主义，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问题是当今的强势文化有没有这种文化自觉？现实的情况似乎不能让我们过于乐观。虽然西方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人类文明只能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道路，但某些西方国家的当权者与谋士却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一种文化霸权，企图以自己的文化凌驾于其他一切文化之上，使一些弱势民族有受到“文化侵略”的痛切感受，实际上充当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角色。他们追求的不是“和”而是“同”，企图成为文化上的“新罗马帝国”，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来一统天下。而且他们信奉的是一种强调对抗、冲突的“斗争哲学”，如亨廷顿就非常具体地提出了如何抑制异类文明以求西方文明“一统”的方案，包括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抑制儒家和伊斯兰国家，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以便各个击破等等。这种谋略显然违背了不搞文明对抗、要搞文明对话的当今世界潮流，也反映论者仍固执一种“冷战”思维方式。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同文明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主要是有人要搞文化霸权主义，以强凌弱，强加于人，所以必然引起反抗。文化霸权主义是文化不自觉的典型表现，也是文明冲突的主要根源。
在世纪之交，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理论，大力阐扬“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各国各民族文化都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处在强势地位的文化更应“自觉”，承担起引导、促进不同文化交流对话、良性互动、和谐共进的责任。“文化自觉”理论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愿望，符合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要求，它一定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并成为实践的指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理想文明格局也一定会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成为现实。
【注释】
[1]本文是作者提交2002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方克立：《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上卷，东方红书社2001年版，第62页。
[4]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195页。
[5]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195页。
[6]费孝通：《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现代中华文化》，《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339页。
[7]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377页。
[8]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9]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上卷，东方红书社2001年版，第11、12-13页。
[10]《论语·子路》。
[11]《国语·郑语》。
[12]《国语·郑语》。
[13]《国语·郑语》。
[14]《国语·郑语》。
[15]《左传》昭公二十年。(https://www.daowen.com)
[16]《左传》昭公二十年。
[17]《左传》昭公二十年。
[18]《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19]《左传》昭公二十年。
[20]《国语·郑语》。
[21]《孟子·公孙丑上》。
[22]《史记·太史公自序》。
[23]《周易·系辞传》。
[24]《礼记·中庸》。
[25]《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26]《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27]《意林》引。
[28]《张子语录》。
[29]《答张文潜书》。
[30]《明儒学案·自序》。
[31]《明儒学案·凡例》。
[32]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3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夏季号，中译文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
[3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夏季号，中译文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
[3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夏季号，中译文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