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态度
要给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以确当的定位，除了看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贡献之外，还要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他是20世纪中国少有的在长达70余年的哲学生涯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始终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立场，始终以开放、兼容的心态来对待其他哲学智慧成果，始终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一致的一位哲学大家、世纪哲人。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除了数百万字著述之外，还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辞立诚”“直道而行”的人格风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科学理性态度，以及他的坎坷人生给人们留下的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例如“学院派”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得不到主流派的认可？“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是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派？张岱年的“天人新论”在1949年后为什么只能“存而不论”而不能继续完成？这些问题不仅从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史经验教训的角度需要思考和回答，而且对中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张岱年先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半个多世纪他是一个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先生还是一个大学生时，他就通过阅读《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列经典著作，从学理上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哲学，并通过与现代西方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等思潮的理性比较，深信辩证唯物论的真理性，认为它在宇宙观、认识论等一系列哲学基本理论问题上，都做出了比古今中外其他各派哲学更正确的回答，因之认定其为“当代最可信取之哲学”。他在三四十年代的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探索都是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清华、辅仁等校开过辩证唯物论课程，以后才分工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像这样一位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信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教授，很不幸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使其在此后20年中无法正常地从事他所挚爱的哲学研究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并迎来了学术研究的又一个春天。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耄耋之年的张岱年先生还经常以自己终生信持马克思主义、老而弥坚的事例来教育青年，相信社会主义事业有必胜之前途，以回应所谓“信仰危机”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张先生以他一生的实践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他心中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从青年时代起，张岱年先生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一种既不“盲信”也不“盲诽”、将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的科学理性态度。在他看来，“对于任何学说，任何理论，任何见解，都不应盲信，更不应盲诽。要客观地细察其内容到底是些什么，然后再客观地加以估价”[26]。批评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对于学者来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只要有求真理之诚心，“必能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有堪信取者在，实有胜过它派学说的地方”；同时亦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亦非无缺欠”[27]，决不能以其自囿或自限。他还曾提出过一个命题：“辩证学说的发展应亦是辩证的。”[28]即在肯定辩证法是宇宙规律和科学方法的同时，还要看到现在所讲的辩证法，“形式未免粗疏，尚待精密化”[29]，“辩证法的哲学总在发展之中”[30]。他主张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为基础来综合理想主义和解析方法，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新唯物论也有其不足之处：“新唯物论虽注重理想，而对于理想之研讨，实不为充分；而其注重分析，不充分乃更甚。”[31]因此有必要吸取中国哲学中的人生理想学说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补充、发展、完善之。另外，这种哲学虽“蕴义极丰”，但“有时简而不晰”，“若干概念皆无明晰之界说，若干原则又未有精察之论证”[32]，尚需运用逻辑解析方法来精判细察，厘析论证。总之，“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33]，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可谓任重而道远。
在30年代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34]。但在当时能像张岱年先生这样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人还是不多的。张先生曾具体分析说：“今人对于新唯物论的态度，可分三种：一是墨守的态度，即类乎宗教信仰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者，不可有所创说。二是盲目反对的态度，即不求甚解，不作同情的体察，而悍然作不中肯的驳诘。三是修正的态度，即认宗师所说有对有不对，应有所改变。”他表示对这三种态度都不赞成，分别作了中肯的批评，然后明确提出：“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讨论之。”[35]这就是一种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在谈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学习、吸收现代各派哲学中有价值的合理内容，反对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态度。他注意到，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36]。这是指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掌握了唯一的真理自居，不加分别地排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把现代西方哲学都看成是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世界观而一概加以否定，这就堵塞了吸取各派哲学之长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张先生很不赞成这种自我封闭的态度。在他看来，“新唯物论虽成立于19世纪之中叶，而其实能兼综20世纪若干派哲学之长。如其言宇宙为一发展大流，则能纳柏格森哲学之长；其言一本而多极，则能纳鲁意摩根等突创进化论之长；其言实践，则能纳实用主义之长”。“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所缺之者实为解析方法，而罗素哲学则最能应用解析方法者。”[37]这种心胸正是那些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均采取排斥态度的学者所缺乏的。我们从张先生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承继与发展，而且可以看到他为综合近、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之长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对于罗素一派哲学，在扬弃其唯心主义新实在论观点的前提下，极力主张学习、吸收其逻辑解析方法，以“训练培养人之精思的能力”；同时主张把它与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作为其新唯物论哲学的方法论基础。这种识见确实与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大不一样。我国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场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论战，当时被称为“辩证法派”的一些学者，由于受苏联哲学界清算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曾把形式逻辑错误地等同于形而上学而加以批判，认为它“已经变成了一切落后与反动的思想之论理的武器”。张先生此时却大胆地肯定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意义和价值，认为它与辩证法“并无不两立之冲突”[38]，如实地指出“辩证法并非不承认形式逻辑所承认者，乃是在承认形式逻辑所承认者之外，更承认若干形式逻辑所未讲者”[39]，认为二者“必结为一，方能两益”[40]。他对这场论战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指出“今之喜形式逻辑者则鄙弃辩证法，而好谈辩证法者则菲薄形式逻辑，实皆蔽于一曲之见”[41]，双方都未能正确地解决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被称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张岱年先生能以更加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里首先有一个哲学家的精神境界、精神修养问题。正如张先生所指出的，“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42]“如无求真之诚，纵聪明博辩，亦止于成为粉饰之学”[43]。他从学理上接受和认同辩证唯物论就是诚心追求真理、与各派哲学理性比较的结果，同样，正是由于有这种“求真之诚”，他才能充分尊重和认真考量其他各派哲学的见解，虚心学习、吸纳其中之胜义。其次还有一个哲学观、文化观问题。在张先生看来，“任何哲学学说都非仅集妄，亦必有所见。对于任何哲学理论，不应完全排斥之，而亦应容纳其对的成分，且不惟容纳之，更需提高之。对于任何哲学，都应且扬举且抛弃，且擢拔且摈除，且吸纳且扫荡。”[44]“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种文化中必然含有相互对立的成分，即好的或较有积极意义的和坏的或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唯物辩证地对待文化，就应一方面否定后者，一方面肯定前者，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发挥、充实。”[45]张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对待哲学和文化问题就是持这样一种唯物辩证的观点，当然这也决定了他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此外似乎还可以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角度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张先生在三四十年代的哲学理论活动，虽然也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立志创造能解决民族危机的刚毅宏大的新哲学，但因为他是置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洪流之外，与当时站在革命理论战线前列、直接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主流派马克思主义终究有一定区别，即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所以有“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或“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之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其与现实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特殊处境，他也较少受到当时那种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斗争观念的影响，避免了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宗派主义的简单化做法，在学术上表现出了更加宽容、理性的态度。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曾长期困扰着我们，认真总结这方面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对于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张岱年先生晚年曾多次表示，他在学术上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天人新论”。我们是否可以更广义地说，“解析的辩证唯物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在20世纪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改造国人笼统、模糊、尚同的思维方式亟须发展批判精神和分析思维，否则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进程和速度。在21世纪如能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形态的多元发展和互相宽容、互相补充，像张先生这样的遗憾在今后就不应该再发生了。
关于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本文的看法可归纳如下：
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
他是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的第一人；
他是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的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典范；
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未能充分实现，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注释】
[1]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辑刊》第一辑（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3-94页。
[2]《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3]《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3页。
[4]《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3页。
[5]《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7-278页。
[6]孙道昇：《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载1936年10月7日《北平晨报》。后来有的学者也称之为“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或“分析的辩证唯物论”。
[7]《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3页。
[8]《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8页。
[9]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1页。
[10]据说王船山在25岁曾自编自制一部《漧涛园初集》，此书的雕本和刻板都未见传世。
[11]宗璞在《刚毅木讷近仁——记张岱年先生》一文中说：“我上过张先生所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课，当时有人议论，说张先生讲的唯物论不见得合官方的意思，我懵懵懂懂地过了好些年，现在才逐渐明白，他讲的唯物论，大概是和政治有距离的，所以有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之称。”《张岱年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2]《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41页。
[13]《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41页。
[14]《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92页。
[15]《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13页。
[16]《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22页。
[17]《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3页。(https://www.daowen.com)
[18]《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2页。
[19]《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16页。
[20]《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16页。
[21]《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0页。
[22]《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09页。
[23]《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0页。
[24]《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1页。
[25]《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2页。
[26]《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49页。
[27]《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0页。
[28]《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93页。
[29]《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60页。
[30]《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93页。
[31]《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3页。
[32]《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29、134页。
[33]《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2页。
[34]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35]《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8页。
[36]《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49页。
[37]《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2-133页。
[38]《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4页。
[39]《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59页。
[40]《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5页。
[41]《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9页。
[42]《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58页。
[43]《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70页。
[44]《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58-359页。
[45]《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