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枝奇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坛上出现了几位有自己独创的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各成一家之言的哲学大家，人们通常提到的有创造了“新理学”体系的冯友兰先生，创造了“新唯识论”体系的熊十力先生，创造了“论道”和“知识论”体系的金岳霖先生，这个年代也因为出现了这些大师而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一大亮点。其实在差不多同一时代，还有一位青年哲学家也创造了一个“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这一段中国哲学史大添亮色。这位青年哲学家就是张岱年先生。
1936年，张岱年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明确地提出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2]的哲学构想。他所谓“唯物”，首先是指“五四”前后传入中国的“新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他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它亦将成为新的综合哲学之基础和主导。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传统，以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为代表的近三百年哲学，“实以唯物为主潮”[3]，更是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所可以接引的源头活水。他所谓“理想”，主要是指注重人的力量、心的作用、精神的能动性，宣扬伟大的理想以指导人类前进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哲学是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的，且有卓越的贡献，我们既生于中国，对于先民此方面的贡献，实不当漠视，而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4]。他所谓“解析”，则是指西方实证派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其要义在于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糊，而以清楚确定为目的。这是治哲学的基本功夫，也是发展新唯物论哲学之必然的途径。这种方法恰为西方哲学之所长而为中国哲学之所短，故应大力批判吸收而容纳之。
在张岱年看来，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实际上就是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吸收、兼综中国哲学的人生理想学说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创造出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新的综合哲学。文章列出了这种新的综合哲学的大体纲领，包括它在方法论、知识论、宇宙论、人生论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并指出它在性质上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的一种综合，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一种新的综合。对于中西哲学来说，它都是一个新的发展：“对于西洋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对于中国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5]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综合哲学，不仅是从西方哲学的最新潮流发展而来的，而且也是从中国哲学本来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他指出的这条哲学新路，可以说是一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而吸收中西哲学之长的中、西、马综合创新之路。
在30年代，除了前文之外，张岱年还在《哲学的前途》（1933年1月）、《关于新唯物论》（1933年4月）、《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1935年3月）、《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1936年9月）等一系列文章和论稿中，反复阐发了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综合理想主义与解析法，综合中西哲学之长，创造中国所需要的新哲学的构想。其理论内容涉及新唯物论的宇宙观、新唯物论的方法论、新唯物论的知识论、新唯物论的历史观、新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诸方面，已形成一个虽简略但却有“秩然之系统”、颇具特色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除了对其作一般的理论阐明外，他在当时还发挥了其作为战斗唯物主义的积极作用。如1933年，张岱年在《大公报》上发表《谭“理”》一文，就公开批评了冯友兰先生在《新对话》中所主张的“未有甲物之先已有甲物之理”和理“超时空而有”的唯心主义观点。1936年，他又发表长篇书评《评叶青〈哲学问题〉及〈哲学到何处去〉》，揭露叶青对辩证唯物论的歪曲，系统地批驳了两本书中的“五大谬误”。孙道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中把张申府、张季同（岱年）兄弟看作是“解析法的新唯物论”一派之代表，认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6]，说明这派哲学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张岱年亦不讳言其思想曾受到张申府的启发，他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说：“本刊编者（指当年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编者张申府先生）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7]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中国哲学的中、西、马“三流合一”说乃是张氏兄弟的共同创造。(https://www.daowen.com)
张岱年在30年代已初步形成的新哲学纲领，自知还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整个理论体系尚需扩充完善。他清醒地意识到：“我认为中国现代唯物论者的任务是：（1）以解析的方法将新唯物论中根本观念剖辨清楚；（2）以唯物对理法为方法，讨论新唯物论创造者所未及讨论的哲学问题；（3）以新唯物论为基本，而推阐所未明言之含义；（4）以不违乎对理唯物为原则，以吸收他派哲学中之合理的东西；（5）根据唯物对理法处理中国哲学中之传统问题；（6）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唯物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8]在有了这样的理论自觉之后，他着重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从1935年春至1936年夏，用了大约一年半时间，写成了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该书是他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次重要实践，不仅创造了一种以哲学问题为纲、以厘明中国哲学中固有的条理系统为目的的新著作体例，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了自己鲜明的特点：①着重探索和表彰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为新唯物论哲学在中国“寻根”；②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力求做到概念清晰，命辞意谓准确，条理系统严整；③重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思想资源，“人生论”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这本书也因此而获得了“其成就不在冯友兰之下”[9]的中国哲学名著之美誉。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张岱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陆续完成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四部哲学论稿，加上1948年写的《天人简论》，合称为“天人五论”，构筑了一个“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表达了他对一些重要哲学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在张先生看来，哲学是天人之学，是关于宇宙的最高原理和人生的最高准则的学问。他将“天论”的内容概括为“物统事理”（事理论）、“物源心流”（心物论）和“大化三极”（大化论）、“永恒两一”（两一论）四个命题，将“人论”的内容概括为“群己一体”“人群三事”两个命题，将“知论”的内容概括为“知通内外”（知实论）、“真知三表”（真知论）两个命题。从形式上看，“天人新论”与《中国哲学大纲》是一一对应的，但其内容却是运用现代哲学观点和方法，对这些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作了全新的创造性的诠释。这一史一论，纵横交织，互相配合，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张岱年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的主体内容，也标志着其早年哲学思想的基本成熟。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完成于抗日战争前夕，后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出版。1943年作为北平私立中国大学的讲义少量印行，1958年商务印书馆署名“宇同”初版，1982年才署名“张岱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先生40年代陆续完成的“天人五论”，迟至1988年才由齐鲁书社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公开出版。与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等前辈学者相比，张岱年先生没有学说创制顺利、著作出版及时、声名影响日隆的幸运。但从思想发展史的较长远时段来看，张先生早年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无疑地还是要放到产生它的时代，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才能理解它的本质内涵和意义、价值，包括它与时代的联系以及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的关系，其成果发表早或晚几十年倒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哲学史上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例如王船山的著作，基本上是在他去世以后刊印的[10]，清同治年间刊刻的《船山遗书》才使埋没了近二百年的船山遗著大量面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王船山当作17世纪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写入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似乎亦应作如是处理。
中西哲学交流、融合、会通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西哲学交流、融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五四”后在中国已出现中、西、马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张岱年的长兄张申府就是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同时也是国内著名的罗素专家。深受张申府影响的张岱年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主要是现代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方面坚实的学问基础，并且通过比较确认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可信取之哲学”。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知识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自己独创的哲学体系的那一批哲学大师中，唯有张岱年先生始终坚信唯物论的真理性而不能赞同几位前辈的唯心论哲学立场，唯有张岱年先生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来综合中西哲学之长，与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主潮基本一致，而其他几位都是1949年后才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前进而改变或调整原来之哲学方向的。就此而言，张岱年不仅在20世纪前半叶最有创造性的那一批中国哲学大师中应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其地位还相当特殊，即他是其中唯一的站在唯物论立场的哲学家，其前、后期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一贯的，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始终相一致的，70多年来他始终主张要以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宏大气魄来创造中国所需要的新哲学和新文化，并为此而努力实践、不懈奋斗。这样的哲学家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是不多见的，也自然应该受到人们的格外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