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辟蹊径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广泛流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流派中无可争议的主潮。张岱年先生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在中国哲学界当属先知先觉者之一；而且在此后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为宣传它的基本原理而写过大量文章，为捍卫其真理性而参与过各种思想斗争，特别是为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穷思苦索，在早年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等论著，成为“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张岱年理应占有一定地位，他的工作和贡献应该得到历史的反映。但是很遗憾，在现已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著作中，可能由于受到某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的影响，被视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11]的张岱年先生却不在其视野之内，“解析的辩证唯物论”也未能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而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应占有什么地位的问题，直到今天才被提出来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它要在中国传播、发展并扎下根来，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途径，当然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方面作出探索和贡献。张岱年是一个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但由于“生性比较迟缓，自审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12]，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走的一条“学术救国”的道路，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他主要是在学术上思考中国哲学的前途和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因此，张岱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贡献，主要也是在后一个“结合”上，即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衔接、相结合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所创造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上。
张岱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工作，首先是为辩证唯物论“寻根”，说明这种哲学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它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亦有“内应”，甚至可以说有相当深厚的根基，实现二者的古今贯通、中西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张先生是最早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学者之一。1932年，他就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两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历程，比较了中西辩证法之异同，认为二者虽有所区别，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端于老子，充实发挥最详密的是《易传》。此外，《墨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哲学典籍中也有一些辩证观念。秦以后辩证法思想在《淮南子》、董仲舒、扬雄、王弼那里继续有所发展，但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辩证思维最丰富最精湛的，则当推宋代的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提出了一些关于辩证现象的新见解。“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是对自然及人事的观察。哲学家们肯定事物有必然的规律，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认为这是逻辑概念之进展方式。”[13]若干年后，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张先生依据大量原始资料，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常变”“反复”“两一”“始终”“有无”“同异”等辩证法范畴作了详细的分疏，指出中国辩证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关于变易、反复、两一的学说。变易是宇宙的根本事实，反复是变易的规律，两一是变易的根源。在他看来，“反复两一的理论，与西洋哲学之辩证法相仿”[14]，可以说是对否定之否定和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表达方式。
张先生在开创性地研究中国唯物论史方面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基本倾向的对立斗争和相互作用，从先秦到明清，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一些有唯物论倾向的代表人物，如伯阳父、《易传》作者、荀子、王充、裴頠、范缜、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人，这样就在中国哲学史中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在辨析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时，他将其区分为唯心论、唯理论、唯气论三种类型，认为唯气论实即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指出在宋明哲学中，除了程朱理学（唯理论）和陆王心学（唯心论）之外，还有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派气学（唯气论），这一派就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唯物论。他详细阐述了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的唯气论学说，特别明确指出：“船山天下唯器的见解，实乃是最明显的唯物论”[15]；“在清代哲学，有创见的思想家皆讲气论，气论遂成了时代的主潮”[16]；“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17]。这些看法在3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都是前人没有讲过的“新论”，也鲜明地表现了张先生自己的哲学倾向。50年代张岱年先生还写过一本《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90年代又主编了一本70余万字的《中国唯物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说明70多年来他一直把阐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当作自己重要的学术职责，不断推动和深化这一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张先生实际上也代表着这一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
说到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张先生在考察中国唯物论思想传统时并不否定唯心论哲学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与理论思维成果，特别是其中关于主体能动性和人生理想的学说，明确主张新唯物论应批判地吸纳这些重要思想成果；二是他曾多次指出，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往往是与辩证法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易传》作者、张载、王夫之等人都是既讲唯物，又讲“对理（辩证）”的哲学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哲学中有一“对理（辩证）唯物论的传统”[18]。那么，由这一固有思想传统扩充、转换、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张岱年先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更重要的工作，是在“天人五论”和《认识·实在·理想》等论稿中，力图以中国哲学问题为纲，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分别给以辩证唯物论的诠解和回答，构建一个“天人新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https://www.daowen.com)
“哲学为天人之学”可以说是张先生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的“导论”。中国哲学历来重视“究天人之际”“穷天人之蕴”“通天人之故”，即把天人关系看作它所要追问和回答的最高问题。张先生认为，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天与人是“本”（本根、本原）与“至”（至极、至精）的关系：“天为人之所本，人为天之所至。”[19]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是一切事物、现象生成的根本，人是生物进化的最高产物，人类的精神是自然界发展所开出的最美丽的花朵。理想的天人和谐统一关系是人类“不惟能认识自然，而且能知当然之准则，能依当然之准则以改变自然，并改变自己之生活以达到人生之理想境界”[20]。哲学就是研究自然之根本原理和人生之最高准则的学问。
按照张先生原来的计划，“天论”包括“事理论”和“心物论”两部分。理与事、心与物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宇宙论的基本问题，哲学史中的大量事实表明，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不同的哲学倾向、路线鲜明地区分了开来。张先生在1942年写成的《事理论》中对事理俱有、物统事理、以事为本、理在事中等命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批评了“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王夫之“天下唯器”、李塨“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他的《心物论》虽然没有写成，但其“物原心流”“物体心用”的基本观点在《论外界的实在》《知实论》《天人简论》等论著中都有所阐述发挥，其“一本多极”论也是唯物主义心物论的一块重要基石。特别是他明确地提出和论证了“离识有境”说，这很明显的是针对熊十力先生“离识无境”的新唯识论唯心主义宇宙观的。
张先生在《天人简论》中还将新唯物论的宇宙发展观概括为“大化三极”“永恒两一”两个重要命题。“大化论”是研究宇宙发展变化的历程，进而探讨变化的规律和根源的学说。他认为“宇宙大化有三极：一元极，二理极，三至极”[21]。元极是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理极是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规律，至极是最高的价值准则。宇宙发展变化最普遍的规律是“永恒两一”，即对立统一规律。将中国哲学中的矛盾学说、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两一论”，是张岱年新唯物论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其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所在。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大化论”和“两一”学说都是放在宇宙论中来论述的，在“天人新论”体系中，这部分内容似乎也可以归属于“天论”。
“人论”是新唯物论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生哲学。张先生虽然在抗战时期只写成了简略的《品德论》四章，但在其他论著如《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人与世界》《文化通诠》《天人简论》《认识·实在·理想》中，对有关社会人生、文化价值、道德理想的问题多有论述。他特别注意运用“两一”即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解决天与人、群与己、生与理、义与命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以“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22]、“以兼和易中庸”[23]为核心命题的积极务实的人生境界学说，为建设中国所需要的新道德作出了重要贡献。
天人新论中的“致知论”原计划写“知实论”和“真知论”两部分。张先生于1943年写成的《知实论》一书，主要是通过感觉的分析来证明人是能够认识外界实在的，其核心命题为“知通内外”。这里“内”是指认识的主体，“外”是指认识的客体即外间世界。他说：“心可谓内，物可谓外，而知所以通内外。”[24]显然，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可知论和反映论的观点。根据《天人简论》的提示，在张先生未完成的《真知论》中，主要是想讲真理标准问题。他改造了墨子的“三表”而提出了新的“真知三表”说：“一曰自语贯通；二曰与感觉经验之内容相应；三曰依之实践，结果如所预期。简言之，即一言之成理，二持之有故，三行之有效。”[25]这里实际上是将真理的逻辑标准、经验标准和实践标准三者统一或结合了起来。
《哲学思维论》是张先生在抗战时期最早写成的一本书。该书除了论说哲学与哲学命题之一般理论问题外，主要是讨论哲学方法论问题。作者说明自己所赞同的方法是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综合为一，格外强调了作为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的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它与演绎、归纳等形式逻辑方法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各有适用范围可以互相补充。除了重视作为一切逻辑方法之基础的解析法之外，他也肯定了中国哲学常用的体验、会通等方法的价值，提倡一种“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正是由于有这种“兼和”（“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胸襟、态度作为其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基础，走出一条中、西、马综合创新的哲学“新路”才成为可能。
张岱年先生在三四十年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探索与贡献，在当时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颇具特色的。这个“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但已初具规模，展示了其丰富的理论内涵，表现了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写出了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典范的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它们也可以说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和阴阳矛盾学说讲的，但其主要贡献还不在这方面，而是通过这两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清算了当时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指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张岱年是一个缺少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但却是一个中国哲学方面的专家，他也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强烈愿望和明确的自觉意识，因此他的探索就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方面。他先后写了《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前者对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资源作了全面的梳理，可以说是先盘清了家底；然后根据中国传统哲学提出来的主要问题，也是现实中国哲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分别提出自己的理解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就理论本质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从表现形式看则力求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因此不但其所讨论的问题是“接着中国哲学讲”，而且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也大都是沿袭中国传统哲学，如“天人”“理事”“心物”“反复”“两一”“知实”“群己”“义命”等等。它的各个部分实际上就是“接着中国哲学中的××问题讲的辩证唯物论的××论”。可以说，“天人新论”与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所要实现的理论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各有特点而可以互相补充。例如，张岱年在“真知论”中讲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但对“行”在整个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却强调得不够，比较而言，《实践论》对“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论述显然就要全面、深刻得多了。又如，张岱年在“两一论”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资源作了较深入的挖掘，并在中国传统重“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兼和”的新范畴，这对《矛盾论》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丰富和补充。现在看来，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独辟蹊径的探索如能更早地被人们所重视，它在后半个世纪的命运如果不是“存而不论”而是能够继续发展完善，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可能就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多种表现形态，并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方面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