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和而不同”文化观[1]
1998年前，我与费孝通先生没有什么接触。他是大学者，又是国家领导人，是我们仰望的人物。不在同一个学科领域，也没有接触的机会。费老担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后，我作为会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有了向他学习、请教的机会，虽然直接的接触也不多，但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平易、宽厚的长者，也是一个非常渊博、求实的学者，很容易接近，可以平等地交流、讨论问题。
费老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民富国强的现实经济、政治问题；他的研究方法，除了重视田野考察、调查研究之外，也很重视历史、文化的考察，注意从文化积淀方面去找社会现象的根源。在文化研究这一点上，原来看似不同的学科，完全可以整合到一起来，各显其资源优势并收不同研究视角互补之益。费老的文化研究，以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宽阔视野和求实精神而对学界极有启发。
费老担任会长7年，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贡献很大。他不是挂名的会长，而是亲自参加了会里的一系列重要活动，提出了自己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指导了炎黄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特别是“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大大扩大了研究会在海内外的影响。
我认为费老晚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回答了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怎样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怎样处理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费老指出，要做到“文化自觉”，一是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二是在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时要树立“和而不同”文化观。他注意到，“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2]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他郑重地说：“我用‘和而不同’来概括我国文化传统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也用‘和而不同’来展望21世纪的人文世界可能出现的面貌。”[3]可以说，“和而不同”就是费老的“文化自觉”理论的要义和精义之所在。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有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关系理论：一种是西方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另一种就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所主张的“和而不同”论。这两种文明关系理论正好是互相对立的，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它们给当今国际政治所带来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给人类文明所展示的前景也是大不相同的。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都明确表示不赞成“文明冲突论”，都希望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能够以交流代替歧视，以兼容代替排斥，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共处代替冲突，承认和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努力实现“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格局。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在全球化时代大力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很大的。
2002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4]一文，中心主旨就是阐述费老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文化观。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古老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和状态，它也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不仅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规律，而且在今天具有特别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是在全球化时代促进不同的文明交流对话、化解文明冲突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所以费老近年来特别强调“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价值和意义，在许多文章和谈话中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将他的看法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一、“和而不同”文化观的涵义。费老认为，“和而不同”就是容纳多元文化的共存，就是提倡和鼓励多种文化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5]。
二、“和而不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形成的基本经验。费老指出：“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6]“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7]
三、将中国的经验推而广之，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格局。在费老看来，“‘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8]。“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9]因此，他响亮地提出了“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10]的口号，并用“和而不同会有日”[11]这句话来表达他对“和而不同”的世界必然会到来的坚定信念。
四、“文化自觉”与“和而不同”的关系。费老说：“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指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12]“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13]
五、“美美四句”与“和而不同”的关系。费老在讲到人类学要为世界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出贡献时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经验里面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主张的倾向。”[14]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在对“美美四句”分别作了解释后，也明确地说：“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文化界限的研讨，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达到我们的老话‘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15]
六、用“和而不同”文化观来抵制、批评、消解“自我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费老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求摆脱“唯我独美”的自我中心主义，而采取多元并存的观点。他说：“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造成了其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论等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潮。……从另一方面看，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在经历了几百年来的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冷战、民族解放运动等等磨炼后，其社会成员的思想和心理都起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其中不乏与‘西方至上主义’相对立甚至相对抗的思潮。这个状况，被一些人称作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影响到了今天的世界局势。目前所谓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之一。”[16]特别是“9·11”事件后，费老对“以暴制暴、冤冤相报”“以恐怖手段反恐、越反越恐”的当今国际政治现实深感忧虑，更加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平等相待、和谐共处，加大了宣传“和而不同”文化观的力度。在他看来，“‘和而不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17]
正是由于对当今国际关系中“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忧虑，以及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和而不同”规律的深刻体认，费孝通先生才在晚年明确地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并对人类文明的前途必然会实现“和而不同”的人文理想有坚定信心。他说：“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提出过‘和而不同’的社会理想，我们应该让这个古老的社会理想在新的时代发挥新的建设性作用。”[18]“和而不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所谓“和而不同会有日”，就是指他所期盼的“天下大同”理想社会的到来。大家知道，费老在他80岁生日时提出了著名的“美美四句”，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他对人类学的前途，也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乐观瞻望，同时也是对他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生动概括。
在《“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一文中，我曾根据学习费老的“文化自觉”理论与“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体会，提出也可以对“美美四句”作另一种表述，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这样就形成了“美美四句”的第二种版本。我认为，把“天下大同”改为“和而不同”，将“和而不同”直接引入“美美四句”，既不伤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的本意，而且作为一种当今的文明关系理论，意义可能更加明确，也更具有现实性。因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互相尊重、互相欣赏的“美美与共”，虽然只有在“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才能真正、完全地实现，但它也是我们在争取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唯一现实选择。它是奋斗目标，是结果；同时也是过程，是手段。“美美与共”的意涵正好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准确地加以诠释。
在香港会议前，会里把我的文章送给费老看过。听说费老在庆祝他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65周年纪念会上，讲到了我的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很好。费老真是大家风度，虚怀若谷，这种胸襟使我很受感动。他不是把自己放在“权威”的位置上，认为自己讲的话就是绝对真理，谁要改动就是不敬，甚至是“大逆不道”！他的心摆得很平。在他看来，我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两说或可兼容、并存；你说的即使不对，也可聊备一说，说明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思考。他是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通过讨论来使认识深化。中国传统讲“教学相长”“弟子不必不如师”，费老是身体力行中国传统的师道，所以更值得我们尊敬。
很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12月香港会议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周策纵教授在《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化自觉》一文中，也对费老的“美美四句”提出了一种修改意见。他一方面说费老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几句话“说得真好”，同时又建议将最后一句“天下大同”改为“求同异，存同异”。他提出的理由是：“中国过去常有人说：‘世界大同’或‘天下大同’，后来又有人说：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这些话都有它们的深意。尤其后面这一句，当这二十一世纪开始时，资讯容易沟通，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文化，接触频繁，如果都要相同起来，有些不愿放弃不同的文明怎么办？难道都要强迫它们相同吗？既然说‘求同存异’，可见‘求同’不必能完全达到目的，倘使‘求同’能够完成，那就到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文化。”“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理想世界或天下，只有‘同’而没有‘异’。只有‘同’而没有‘异’的境界，是个死寂的境界，也是个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境界。如果要大家都说真话，我们应该说：我们要‘求同异，存同异’。”[19]
在我作大会发言后，周教授表示赞成我的意见，说他讲的“求同异，存同异”也是“和而不同”的意思。“美美四句”中每句话都是四个字，如果将最后一句改成“求同异，存同异”，那就是六个字了；“和而不同”正好是四个字，而且押韵。他说这样改好。
周教授认为在文化上只能讲“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即使到了未来的理想社会，也不可能只有“同”而没有“异”，不可能“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文化”。这个意见我是赞同的。但他似乎未能充分理解费老讲文化自觉历程的“美美四句”的深意，就是要通过文化上的“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去争取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天下大同”是消灭了剥削和私有制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向往的美好社会理想。所有制上的“大同”并不等于文化上的“一统”（“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文化”），这是需要明确区分的，但不能否认“天下大同”也是人类“文化自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费老概括文化自觉历程的“美美四句”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正是由于它反映了人们对“和而不同”文化观的普遍认同和对“大同”理想社会的共同向往。
因此，我与周教授的认识不同之处是：在我看来，“美美四句”的两种表述方法、两个版本都是可以成立的，二者是可以并存的。它们回答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在内容和作用上可以互相补充。对于概括文化自觉历程的“美美四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以依据费老的解说对它作历时性的理解：“‘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作和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20]对于作为一种文明关系理论的“美美四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则可以对它作并时性的理解：在多种文化并存、共处的时代，要求各种文化在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能够尊重、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相互交流融合中达到“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是现时代处理不同民族文化关系的唯一现实的选择，也是在当今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明关系理论。费孝通先生就是提倡这种文明关系理论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
我们注意到，费老在不是讲文化自觉的历程，而是在讲文化、文明关系问题时，也经常只引用“美美四句”中的前三句，如说：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多元的世界文化怎样才能持续发展？……这些不同的文化怎样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做到我多年前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呢？看来当今的世界距此目标还甚远。[21]
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22](https://www.daowen.com)
在所有这些场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或文明关系，其实质涵义都是要求做到“和而不同”。所以我认为，提出“美美四句”的第二个版本，或第二种表述方法，也是对费老的文化思想的发挥，是对当今最适切的一种文明关系理论（与“文明冲突”论相对立的“和而不同”论）的简要概括。在全面论述费老的文化思想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个方面。
费老以其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博大胸怀，在晚年着重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大力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今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又提出了各国共同努力创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倡议。“和而不同”的辩证理念正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哲学根据和理论基础，由此我们看到费老在多年前就提出“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的口号具有多么重要而深刻的意义。在今天，我们要继承费老的事业，加强对他的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让“文化自觉”理论与“和而不同”文化观深入人心，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05年10月29日在纪念费孝通教授诞辰95周年“费孝通文化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27页。
[3]《费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410页。
[4]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1期。
[5]《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6]《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408页。
[7]《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8]《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286页。
[9]《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408页。
[10]《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290页。
[11]《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411页。
[12]《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287-288页。
[13]《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329页。
[14]《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327页。
[15]《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68页。
[16]《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536页。
[17]《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328页。
[18]《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408页。
[19]周策纵：《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商务印书馆（香港）2005年版，第12页。
[20]《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96页。
[21]《费孝通文集》第15卷，第43页。
[22]《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5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