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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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下旬，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我应刘鄂培同志之约给会议写了一封贺信，在信中提出了可以把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的新思路，引起一些质疑和讨论。会后中国海洋大学陆信礼博士来函介绍了会上讨论的情况，我于5月7日复函说明我为什么有这种看法以及思考、研究此问题的过程。此后陆信礼博士又多次来函讨论这个问题，并有若干颇具挑战性的“进言”。我于5月28日再次复函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已经明显地处在牵补架漏、力争自圆其说的“防守”地位了。不过我仍然觉得这些讨论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20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写了《文化的体与用》一文，80年代张岱年先生写了《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文化体用简析》等文章，对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理论问题作了现代阐释。而在事实层面，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体用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所包含的理论内容和现实意义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著名文化学家、《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主编邵汉明同志表示愿将我的看法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我也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陆信礼博士，我们在电子邮件中的讨论促使我写了后两封信，他的热情与颇有思想力度的提问是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