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刘鄂培、朱汉民
鄂培、汉民同志：
24日在岳麓书院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本来是打算去的，不料最近医院化验结果不太好，加之今年南开和社科院有三个博士生毕业，他们的论文修改正处在关键时刻，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我从容赴会，我不得不为失去这次学习交流的机会而感到十分遗憾。
张岱年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界的泰斗，也是我们永难忘怀的敬爱的师长。他去世后，我首先思考的是张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的问题，已经写了文章；后来考虑得更多的则是他对当今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意义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道：“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未能充分实现，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2]张氏兄弟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一条“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新路，70年后，我们仍在热烈讨论中哲、西哲、马哲的关系问题，如何打破它们之间的“学科壁垒”的问题，如何建设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这些讨论所趋向的结论，实际上又回到了70年前张先生所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路。凡是多少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无不在深切的反思中对此感慨系之。
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论一方面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同时也受到一些批评和质疑。批评者把它看作是没有原则的“文化融合论”。其实张先生在讲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和中、西、马关系问题时是有着明确的坚定的原则性的。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二、中华民族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民族主体性即是民族的主体意识，亦即民族的自觉能动性，其中包含民族的独立意识、民族的自尊心等等。……民族的主体性还含蕴着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自主性。”[3]
三，对中西文化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借鉴、吸收西方文化和人类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作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https://www.daowen.com)
最近我受经济学界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启发[4]，觉得似乎也可以把张先生的新文化建设理论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这一概括主要以张先生的有关论述为依据，其解释内容与经济学家的类似提法还不完全相同，“中学为体”也显然不是张之洞和现代新儒家讲的那种意义。
关于新文化建设的方针，如何处理不同文化、文明的关系，中国人喜欢讲“体用”模式。而“体”“用”范畴的涵义又可以作多种解释，因此认识分歧往往很大。张先生在80年代也写过几篇讨论文化上的体用问题的文章。一般而言，他是以胡瑗讲的“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5]为文化上的体用范畴之本义，认为“体”就是指导原则，“用”就是原则的具体应用。所以他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是‘用’。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说‘民主为体，科学为用’”[6]；“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7]等提法。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都有所批评。中国哲学中体用范畴的另一重要涵义是指实体与作用、属性的关系，张先生在这个意义上也讲过“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是用”[8]。但他认为文化上的体用，一般不是这种意义，而是前一种意义，因为所谓体用都属于“学”或文化的范畴。大家知道，张先生另外还有“今中为体，古洋为用”[9]的提法，古今中外（洋）显然都是讲的“学”或文化。
把马、中、西的关系看作是“魂”“体”“用”的关系，既是对传统的文化体用观的继承，又是对它的变通和发展。引进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魂”这个概念，实际上取代了文化体用观中“体”的涵义，而用“体”这个概念来表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这样就将文化体用观与关于民族主体性的论述结合起来了，我以为是符合张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含哲学观）的精神实质的。
以上是我近日学习体味张先生的思想，思考它对当今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意义的一点心得，虽然很不成熟，但是愿意提出来同热心于张先生思想研究的朋友们交流讨论，也表示我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参与。
祝会议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推动张岱年思想研究的一次标志性的会议。
方克立
200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