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陆信礼（二）
小陆：
你最近二函（5月14日、5月21日）提出的问题都很有意思，不但促使我检讨新说与过去所言是否自相矛盾、能否自圆其说，而且要认真考虑“魂”“体”“用”模式的理论有效性和普遍性问题。现将我近日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再作简要说明如下。
一、关于综合创新文化观，我过去曾经作出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十六字概括，现在又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你问二者有无扞格之处？我只能这样回答：这两个提法都是在思考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方针时提出来的，但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的具体问题，回答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应该是相通的，或许还能互相补充。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至少从以下三个角度发表过意见：
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源”与“流”的关系？我试图作出的回答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31]
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学”或三“流”的关系？我试图作出的回答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
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我试图作出的回答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32]
这些提法都涉及体用范畴，而且分别用的是“体”与“用”的不同涵义。这样就难免引起混淆，似乎彼此不相应，甚至“互相矛盾”。我深深体会到要讲清楚文化的体用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必须从辨析体用范畴的基本涵义做起，要认识它的多义性与灵活性的特点。用简单的公式化的几句话来概括我们的文化方针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是为了回应“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全盘儒化”等论，又确实有必要这样做，因此就只能针对不同的问题来分别作出回答，并把每一个提法中所用的概念的涵义都交待清楚。
二、中、西、马三“学”的魂、体、用关系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文化体用观的范畴，把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也考虑进去了。那么这种“魂”“体”“用”模式到底有没有客观根据和现实的普遍性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用王船山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33]的思路来加以回答。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本来分别各有其体用，而且一般来说体和用都是统一的。我们现在是讨论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中、西、马三“学”的关系问题，它们已成为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和而不同”的三种文化资源或要素，“马学”和“西学”都已不是外在于中国文化、与之不相干的东西了。由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西方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自然就不能作为我们的文化选择，但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仍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体现“以我为主”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中学”，既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对于外来文化来说它又是接受主体，它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那个“形”。这样“魂”（“道”）、“体”（“形”）、“用”（“器”）三者就有机地联结、统一起来了。
用“魂”“体”“用”的关系来考察各国的文化发展模式有没有一定的普遍性呢？越南、古巴是与中国社会性质、文化发展方向相近的国家，它们可以说分别是走“马魂、越体、西（洋）用”和“马魂、古体、西（洋）用”的发展道路。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之“魂”是基督宗教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方面，美、英、法、德等国又各有其国情和文化传统，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亦不可忽视。西方文化虽然以人类先进文化自居而瞧不起其他民族的文化，但在全球化时代也不能不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包括移民国家文化）的影响，其文化战略中也有一个“魂”“体”“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用”的内涵极其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想用自己的文化来把其他民族的文化“化”掉也是“用”的一种方式。
三、有人可能会问：“马魂、中体、西用”论到底是你的看法还是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你有什么根据把张先生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理论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我的回答是：它确实是我在学习张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时有所体悟，并受到经济学家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启发而提出来的，我本人当然认同这种提法，并愿意为它作进一步的探索和论证。
张先生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既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又格外重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并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他在不同场合曾分别给二者以“体”的地位，不过“体”的涵义并不相同。“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34]，“体”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意思。“民族的存在是体”[35]、“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36]，“体”是物质实体、社会存在的意思。不论从哪个意义来说，“体”对于“用”都有明显的优先性，“用”是为“体”服务的。张先生说：“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37]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雏形。但“中体”在这里并不是“学”，以后他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时，就明确是讲三“学”的关系了，即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38]。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这就是正在建立之中的“中国文化的新统”[39]。
我之所以说“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符合张岱年先生的新文化建设理论之精神实质的，是由于在张先生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倡导“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他对中、西、马的定位是明确的、一贯的；把活用文化体用观与突出民族主体性结合起来也一直是他试图解决的理论课题。现在找到了“马魂、中体、西用”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我首先想到的是其思想应归于张先生，故在长沙纪念会上提出。当然我也力图对它作出较为圆满的解释。
四、你5月21日来函主要谈了对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一些看法，也对我20年前写的《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40]一文有所评论，我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张岱年先生认为“西体中用”论的主要错误是“忽视了民族的主体性”[41]，我则指出李泽厚对“中”“西”“体”“用”等概念的解释与传统的文化体用观完全不相应，并非都在“学”的范围内。这些辨析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李的“西体中用”论主要并不是讲文化问题，而是直接提出了一种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层建筑、科学技术到意识形态都要全面学习西方，不过需要经过“转化性创造”并取得民族形式才能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主张。我还是把它与全盘西化论区别开来，认为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带有折中色彩的西化派观点”[42]。“西体中用”论的名声虽然很大，但界定模糊的文化体用论形式似乎并没有使它获得多少真正的支持者。
你提出的问题我不能一一回答，有的回答也可能言不及义（如没有直接回答李泽厚思想是否“什么都有一点”的问题），这是限于我目前的认识状况和程度，没有认真思考和研究过的问题自然就答不出来。这些讨论都非常有意思，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你！
你这学期上好几门课，还要联系博士后单位、参加学术会议、读书思考问题写文章，一定相当紧张。年轻时给自己多加点压力是必要的，但也要有张有弛才能可持续发展。
专此 顺颂
教祺
方克立
2006年5月28日
【注释】
[1]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94页。
[3]《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4]《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2期，第62页。
[5]《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
[6]《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70-171页。
[7]《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8页。
[8]《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3页。
[9]《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10]《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8页。
[11]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https://www.daowen.com)
[12]《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13]张之洞：《劝学篇》。
[14]李泽厚：《论西体中用》。
[1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16]《方克立文集》，第288页。
[17]《方克立文集》，第289页。
[18]《方克立文集》，第211页。
[19]《方克立文集》，第325页。
[20]《方克立文集》，第108-109页。
[21]《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47页。
[2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23]刘鄂培主编；《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24]《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3页。
[25]《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26]《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70-171页。
[27]《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3页。
[28]《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7页。
[29]《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2页。
[30]《方克立文集》，第325页。
[31]《方克立文集》，第325页。
[3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
[33]《周易外传》卷五，《船山全书》第1卷，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29页。
[34]《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8页。
[35]《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3页。
[36]《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37]《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38]《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53-254页。
[39]《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51页。
[40]该文写于1986年12月，发表于《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41]《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8页。
[42]《方克立文集》，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