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陆信礼（一）
小陆：
谢谢你来信介绍岳麓书院会议讨论的情况，这些讨论对我很有帮助。
我将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否确当，完全可以讨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希望这个讨论能够继续下去。
有人问方克立所说的“马魂”之“马”，到底是哪个“马”？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马”，是苏联之“马”，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马”？这样提问题就完全脱离开了具体的语境。我讲的“马学为魂”是概括张岱年先生的思想，具体说就是他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10]的思想。日本有与“中体西用”论相类似的“和魂洋才”论，引进与“体”同义的“魂”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继承和坚持，也是对它的发展和变通，就是强调在一个文化体系中，必须有一个精神指导原则，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我用“中学为体”来概括张岱年先生关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思想，很容易引起误会和争议，因为在语言上与清末的“中体西用”论没有划清界限。但我说的“中学为体”，“体”的涵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到底是什么；“中学”已不是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中国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讲的“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11]，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
“西学为用”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的；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它并不限于西方文化，而是指其他民族文化或外域文化中的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中国文化有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以发展、充实、更新自己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也是“综合创新”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在贺信中提出的这个初步构想，受到了经济学家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启发，但主要是学习张岱年先生的文化思想的体会。程钢说“可能是方先生与干春松一起讨论而得出的结论”，应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干春松正在做一个关于张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课题，我们在讨论中涉及了如何给民族主体性思想定位的问题，“马魂、中体、西用”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已超出传统的文化体用观的思路，恐怕一时还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同。当然，更内在地说，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也是20多年来一直萦绕于我脑际的一个理论难题，现在不过是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尝试。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文字轨迹可寻的可见下列文章。
1984年发表的《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一文全面考察了体用范畴的由来、涵义以及体用观上的哲学斗争，指出体用范畴的主要涵义有二：一是本体（实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是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文章对这两种涵义的区别和联系作了详细的辨析，以同一个哲学家（如王船山）有时讲“器体道用”，有时又讲“道体器用”说明区分清楚两种涵义是正确把握中国古代体用思维模式的关键。（1982年写的《王船山道器论浅析》一文也用翔实的资料阐析了这个问题）
1987年发表的《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是一篇讨论文化体用问题的专文，以下辨析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以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李颙的“明体适用”之学为代表阐明传统文化体用观的涵义，得出了两点结论：“（一）以体用区分‘明道存心’的内学和‘经世宰物’的外学，以‘体’为精神之主导，以‘用’为应事之方术，这同哲学上以本体（本质）和现象言体用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二）他们都十分强调体用、内外的统一。……他们所说的‘体用合一’或‘体用不二’，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文化内部的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原则。”[12]
二、清末的“中体西用”论者继承了以体用区分“经义”和“治事”、内在的精神原则和外在的应事方术的传统观点，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3]。但他们不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区分体用、内外之学，而是在两种（中西）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好像是中学有体而无用，西学有用而无体，分别割裂了二者之体与用的统一，从而陷入了严复所批评的“牛体马用”论。
三、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偏离了以“治心”的内学为体、以“治事”的外学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14]。这与冯友兰讲的“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15]的观点类同，都是对哲学史上崔憬、王船山等人的“器体道用”说的复归。但是，这种体用观不是就文化（“学”）自身的内部关系而言，而是讲的文化及其存在的基础，或文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关系。(https://www.daowen.com)
四、“西体中用”论与“中体西用”论似乎十分对立，但在思维结构上十分相似，二者都陷入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文中有一段话从正面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方针，其中特别强调“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16]。
五、文章不赞成笼统地以“中学”或“西学”为体，但又认为文化建设事实上还是有一个精神主导或指导思想的问题，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取外来文化，也有一个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标准问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7]
1988年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首次提出“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出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18]（这里已有“马魂”与“中体”可以并存的思想）。
1996年发表的《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1〕、〔2〕》中有一段专论文化的体用问题，不仅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主张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没有否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等观点，还尝试着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如果说，体用范畴已为中国人所习用，一定要把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方针套进一个体用模式的话，我认为首先应对‘体’‘用’概念明确界定，从文化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创造主体的角度来确立‘体’的优先地位，那么或许可以说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19]
以上检讨说明文化体用观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我的思考始终坚持一些东西，但确实也有一些变化。
会上一位朋友的发言对我的观点颇能同情地理解，但他又说：“对于体用的讲法，我也不赞成。”我认为他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体用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我们在今天还能不能用？具体说，能否用来分析现实的文化问题？众所周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传统哲学最常见的一种本体论论证方式，体用范畴的多义性使相关讨论往往陷于概念混乱和理论上的不相应，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都有明显的割裂体用的缺点，这很容易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拒和讳言体用模式，生怕掉到这个“陷阱”中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当然是对的，但在传统体用思维中是否还包含着某些科学、合理的内容呢？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体用范畴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有体有用、体用统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某种真实关系，即实体和作用（属性）、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的反映”，“体用范畴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方式的特点”[20]，那么就不能把它完全否定和抛弃，而是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的问题。我们要慎言体用，而不必讳言体用。从自觉不自觉地讳言体用到主张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体用模式，也是我曾经有过的一个认识变化过程。（从“一定要把……套进一个体用模式的话”一语就可以看出说这话时是多么勉强，多么不理直气壮！）这个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张岱年先生的启发。
张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反对“妄谈”体用。[21]在他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也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22]。刘鄂培同志论述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意义和价值，其中有一条就是“超越近代中国的文化观‘体用’说”[23]。但是，张先生并不讳言文化的体用问题，他在20世纪80年代还专门写了《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文化体用简析》等文章。在他看来，体用范畴的两种含义对于处理文化问题都有一定的意义。体用的第一种含义是体指实体，用指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是用”[24]，“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25]。张先生关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论述通常是与这个意义相联系的。体用的第二种含义是体指原则，用指应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用’”；“民主为体，科学为用”[26]。不过，张先生指出：“一般所谓文化的体用……不是体用的第一含义。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所谓体用都属于‘学’的范围，应是体用的第二含义。”[27]在他看来，“每一文化系统都有其指导原则，有其具体设施。就文化系统中，分别体用，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28]。这显然是讲第二种含义，体和用都在“学”的范围内。张先生认为运用体用范畴来研讨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并把它上升到“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29]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对我极有启发。
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自然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张先生已运用体用观念作出了初步的回答。“马魂、中体、西用”论试图把张先生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关于民族主体性的论述结合起来，而又作了若干变通：一是引进“魂”的概念来取代“体”；二是用“体”来表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三是把“魂”“体”“用”看作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三“学”，即三种文化资源或要素的关系。张先生曾经把“民族”看作文化之体，我也说过“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人，是人的实践活动”[30]，从体用的第一种含义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但却不能把“民族”“人”“人的实践活动”纳入“学”的范畴。从中、西、马三“学”的关系来说，体现民族主体性的是“中学”或中国文化。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所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所以说只有它才是主体文化。
近代以来人们为了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提出过各种思路和方案，大体上都是围绕着中、西、马三“学”的关系问题，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儒体西用”（贺麟）、“马体西用”（张岱年、程恩富）、“儒体马用”（韩星）、“马魂中体西用”（杨承训）、“中西互为体用”（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等等，形成了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提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借助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思维模式，表述简明而往往意见针锋相对，有的提法相同而解释不同；由于体用范畴的多义性和灵活性，有的一人有多种提法，也并不见得互相矛盾。我个人是比较认同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在提法上受到经济学家杨承训同志的启发，但对“中体”的解释与他不同。“马魂、中体、西用”论作为一家之言，优点是兼顾到了中、西、马三个方面，弱点是“魂”“体”“用”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很强的解释力、有相当的普适性、为大家所认可的经典模式，它能否成立还要在“百家争鸣”和历史实践中经受考验。我很高兴这次它一上会就引起了讨论，听到了各种批评和指教意见。你的综述文章发表后，估计会受到更多的批评和质疑，引发更深入的讨论。对此我有思想准备，并且衷心欢迎。你说要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当然很赞成。需要我配合做点什么，请来函直言。
专此 顺颂
教祺
方克立
2006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