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念界定
何为国学？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20世纪起就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太笼统、太模糊，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本不可用（“学无分中西”），作为一时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又边界不清，因此建议不用或“缓行”。然而事实上这个概念已广泛流行，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与其建议不用或“缓行”，不如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争取对其内涵和外延达成基本的共识。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实际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
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3]，除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外，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我们知道，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多数是重点研究中国现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情况的，少数继承了或兼有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语言、民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汉学传统。“国史”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写的“国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同于钱穆《国史大纲》所写的“中华全史”，但仍可涵括在广义的国学概念之内。
将国学界定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其实也是一个相当笼统、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略同于“古学”“旧学”或“国故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和、总称。我们通常说的国学，是指近代分科之学形成之前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或者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六艺统四部”，“国学者六艺之学也”[4]。中国古代的学问是“通人之学”，主张天地人贯通、文史哲贯通、儒释道贯通、真善美贯通、道学政贯通……而以成人之道为中心。“通”是以类分为前提的，中国传统学术分类集中体现在图书典籍分类中。《汉书·艺文志》将中国古代的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隋书·经籍志》形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以后不断调整、完善，至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总目》，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系统。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不仅国学是山，而且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座山。就其内容之宏博而言，事实确实如此。就以四部中的“子部”来说，《四库全书总目》又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涵盖了哲学、宗教、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艺术、类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每一类都内涵丰富，比如“医家”，最近出版的一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历代中医古籍13000余种，其中蕴含着祖国医学的大量宝藏，说它是“一座山”，并非夸张之言。(https://www.daowen.com)
有两个问题涉及对“国学”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其功能的认识，我想谈一点不同的看法。
一是我不赞成将国学与文学、史学、哲学等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因为国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体系，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的传统学科体系。它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是从它转型发展而来的，因此就学术内涵来说，二者大量的是交叉重合的。国学中除了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内容之外，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农学、水利、工艺、建筑等实用技术科学的内容，甚至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京剧等传统艺术和武术、杂技等等都包括在内。如果将国学与文、史、哲并列设为一级学科，似乎连逻辑上的种属关系都忽略了，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如果国学只是一个与文、史、哲并列的“一级学科”，其学科范围势必要大大窄化，难以将国语、国文、国史、国医、国剧、国画等等都涵括于其中，不能使人们对国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研究生教育阶段是以分科学习、研究为主，传统国学中的内容都有大体对应的现代学科，因此学位授予应该不成问题，比如小学可归入汉语言文字学，经学可归入专门史。以做人为中心的传统学术的会通精神，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大学的通识教育）培养涵育，比如加强国文、国史等课程学习，加强成人之道的教育，提出学行一致的要求等。
二是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国学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内涵，主要是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抽象继承和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我认为这样讲至少有表述模糊不清的问题。
对内涵丰富复杂的国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不仅要把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与非意识形态层面的古代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实用技艺、文献考据等学术内涵区别开来，而且尤其需要对“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本身作进一步的科学分析，不能忘记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5]，“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6]；要像列宁那样区分“两种民族文化”[7]，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8]，而不能笼统地继承和弘扬“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即使是传统思想文化中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也不能“抽象继承”，而是要批判地继承。我之所以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由于在当前的“国学热”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过于强调国学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导向功能。比如有人认为国学就是求道之学、义理之学，主要是解决信念和信仰问题，其他如考据、辞章、技艺等等皆不足道也。还有人将国学直接等同于儒学，大力鼓吹“儒学救世论”。对国学内涵的这类偏狭理解，与对国学的功能定位密切相关。他们不是把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学当作今人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历史资源，而是赋予它以挽救世道人心的特殊的意识形态使命，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界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