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国学运动回顾

1913年，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取消经学科，在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标志着在学科体制上传统国学已被近代分科之学所取代。这一历史性转折是在晚清“经世”思潮和西学东渐大潮的影响下发生并逐步实现的，总的来说推动了中国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进步，但也使传统国学面临着生存危机及其“贵通”精神丧失的问题。正是由于对“旧学将亡之患”的忧虑，才激发了20世纪与“救国”“保种”相联系的国学复兴运动。

国粹派最早提出“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口号。其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都不是保守派人士，而是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复兴古学的目的，是用来为“兴民权、反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比如将“国学”与“君学”区别开来，以先秦诸子学为未受“君学”“异学”浸染之前纯正而健全的中国学术文化，即“古学”“国学”，因此，复兴古学就具有了“激励种性”“排满革命”的意义。他们认为先秦诸子学与近代西学是相通的，保存国粹与引进西学并不矛盾，藉西学之新理、新法来发明古学新义是他们研究国学的基本思路。被称为“20世纪独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就在用西学和佛学来研治诸子学方面成绩卓著。

虽然章太炎等人早以“整理国故”为职志，但真正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学运动，还是在“五四”以后。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正式标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旗帜，即以“整理国故”为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整理国故”的方法，胡适将其归纳为“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进而化约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八个字，即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来整合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学的求证归纳法。这种被认为是汇通了古今中西思想精华的科学方法，很快得到“古史辨派”“文学研究会”等新文化派人士的认同和响应，出现了一场参与者众多、影响深远的“整理国故”运动。同时它也受到国粹派、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内部激进派的尖锐批评和质疑，形成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国学大论辩。国粹派、学衡派批评胡适等人对国学缺乏同情的了解，过分强调“以西衡中”导致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则批评“整理国故”的倡导者是要把青年引向故纸堆，为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涂脂抹粉，“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客观上阻碍了中国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集中反映了当时各派文化理念的矛盾和冲突，但在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那就是都不赞成将国学运动引向复古主义，都赞成对西学采取开放的态度，都意识到重建国学是再造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https://www.daowen.com)

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北大《国学季刊》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颇能代表20世纪前期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特点和方向。《国学季刊》是北大国学门办的学术刊物，创刊于1923年，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写的那篇《发刊宣言》，他明确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9]，实际上概括地说明了他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原则和方向。发表于该刊的文章大都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国学研究成果。1925年创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招了四届学生，共计74人，其中包括王力、高亨、罗根泽、刘盼遂、谢国桢、徐中舒、吴其昌、姚名达、刘节、陆侃如、姜亮夫、蒋天枢等一大批后来在我国人文学术领域里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名学者，堪称20世纪国学研究生教育之典范。其实研究院除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外，只有讲师一人，助教三人，加上主任吴宓和两个工作人员，总共不过十一人。清华研究院开的课程，包括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梁启超的“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陈寅恪的“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佛经翻译文学”，赵元任的“普通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李济的“普通人类学”“考古学”“中国人种考”等，都不是传统的经筵讲席，“所讲或为国学根柢之经史小学，或治学方法，或本人专门研究之心得”^[10]，重在介绍新发现、新学理和新方法，包括海外汉学、东方学的研究成果，赵元任、李济两位哈佛博士更是把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直接引到国学研究中来。清华研究院国学教育的成功，与这种新眼光、新的办学模式是分不开的。今天人大、北大和其他高校办的国学院，都很重视其办学经验，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争取在新时代把国学教育办得更好、更有成效。

简单回顾20世纪前期的国学运动，是为了说明这个时期不论是国学研究、国学教育还是国学讨论，都不主张复古，走回归传统国学之路，而是力图借用西方近现代的学术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其中虽然不无比附之弊，但根本宗旨是要发明古学新义，为再造中华文明提供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这个时期的国学复兴论者，对于作为民族文化根源和血脉的国学多有同情的了解，但是并没有将其意识形态化，比如对于为专制帝王统治服务的“君学”，就把它与“国学”明确区分开来并给予有力的掊击。他们虽然也反对“醉心欧化”，但总的来说对西学还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将他者作为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并试图从中找到整理国故、重建国学的“科学方法”。这个时期的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相对于传统国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