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和”范畴形成过程

“兼和”是张先生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精神，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而独创的一个哲学范畴。他在3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辩证法、“创造的综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等论述中已有“兼和”思想的萌芽，从他40年代写的“天人五论”中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新哲学范畴产生和思想成熟的过程。

在1942年写的《事理论》中，张先生首先提出了“兼体”这个概念。“兼体”与“单体”相对，“单体即内中不含物体之物体，兼体即内中含有物体之物体，即由较小之物体构成之物体。物体中含物体，可有多层，皆为兼体。兼体有简与赜之不同”^[6]。也就是说，“兼体”是一中有多之物体，即内中包含着矛盾和或简或繁之多样性的物体，它是一与多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可以说是张先生“兼和”思想的一个本体论根据。兼体与单体之辨实蕴含着古代“和同之辨”的要义于其中，即兼体是“和”，单体是“同”，将二者区分开来还是有实质意义的。

在1944年写的《品德论》中，张先生又提出“兼”“和”“通”“全”四个互相关联的概念。他说：“品值之大衡曰兼，曰和，曰通，曰全。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以一摄多谓之通，以一备多谓之全。兼和通全四者，其指实一，直所从言之异尔。”四个概念都用一多关系来界说，是从不同角度来讲多样性统一的问题。他又说：“兼和通全，亦即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既富且多，复相顺而一贯，是谓之兼，亦谓之和，亦谓之通，亦谓之全。”^[7]富有言其大，日新言其久，可久可大则有相顺一贯之发展。张先生虽然是从“价值之准衡”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但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的宇宙发展观。兼、和、通、全首先是宇宙自然之理，人知其然后才能在行为中自觉选择，把它当作当然之则。所以他又说：“自然恒有二方面：一方面兼而和，一方面别而乖。扩充其兼而和，以克服其别而乖，即由自然归于当然。”^[8]人掌握了宇宙发展的辩证规律，就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自觉地“扩充其兼而和，以克服其别而乖”，这就是所谓“由自然归于当然”。

在1948年写的《天人简论》中，张先生把上述思想进一步概括、提炼、升华为“兼和”范畴。核心范畴的形成使“兼和”哲学臻于成熟，并在宇宙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其丰富内容。(https://www.daowen.com)

首先，他将“兼和”范畴简明地界定为“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9]，准确地表达了多样性统一的含义。张先生明言“兼和”范畴是对中国古代重“和”思想的继承（“简云兼和，古代谓之和”），而古代重“和”思想的精义在于尚“和”去“同”，主张“和而不同”。如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都是强调“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兼和”范畴可谓深得中国传统重“和”思想之精义。

其次，作为宇宙发展原理和最高价值准则的“兼和”，其伟大的作用、功能和价值意义就在于“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这是对“和实生物”“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10]的生动说明：因多样性统一才有新事物的产生，因生生而日新，因日新而富有，因生生、日新、富有而有可久可大、一以贯之的永续发展。所以他又说：“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兼和”范畴的创造性、多样性、统一性特征集中表现在“生生”“日新”义上。

再次，他提出“以兼和易中庸”的命题，突出地体现了“兼和”辩证法的彻底革命精神。由于“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是在日新发展中的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平衡和停滞不进，所以张先生又明确提出：“古昔哲人常言中庸，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今应以兼易中，以兼和易中庸。”^[11]他并不否认“执中”“适度”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但不赞成把“中”和“度”绝对化，使之成为阻碍事物永续发展的限制，因此主张以具有“富有日新之德”的“兼和”来取代“中庸”。这是他用唯物辩证法来改造、提升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典型范例。

以上是张先生在四十岁之前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水平。作为一个掌握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青年哲学家，其独立思考的成果在当时虽不为人们所知，但却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理论思考甚至是很超前的，对后人亦有所启发。比如，他关于“兼和通全”“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精湛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联系今天面对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我们也可以说“兼和”之道就是日新富有、可久可大的科学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