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和之为德也，其至矣夫”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主静”，是“中庸”，是“和合”，还是“兼和”？张先生的回答很明确：“兼和为上。”^[17]他在晚年总结自己平生学术要旨时一再重申这个价值论的命题，强调兼和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也即是说：“兼和之为德也，其至矣夫！”他的看法与孔子有所不同，但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亦可相通。我们可以说“兼和为上”就是张先生的晚年定论。

据刘鄂培同志记述，1999年6月9日，他曾当面请教张岱年先生：“兼和是您的文化观‘综合创新’的哲学基础，是您的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是您的哲学中的精髓。”张先生回答说：“你解释得很对，现在还很少有人是这样来理解我的哲学的。”刘又问：“以兼和思想作为贯穿在您的哲学和文化观中的核心思想如何？”张先生说：“可以这样。”^[18]这段记述可以印证“晚年定论”之说不虚。(https://www.daowen.com)

张岱年先生的“兼和”理论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创获。从形式上看，它是对中国传统“贵和”“日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庸”停滞、保守思想的纠正，也是用典型的中国风格的民族语言表述出来的。从理论实质来看，它以“永恒两一”即对立统一为内在精神和价值标准，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它是接着中西辩证法思想传统讲的，但其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比如对“五四”后中国思想界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形势的关注，对抗日战争中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关注。张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凡物之继续存在，皆在于其内外之冲突未能胜过其内部之和谐。如一物失其内在的和谐，必由于内部冲突而毁灭。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如有生机体之内部失其和谐，则必致生之破灭，而归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19]显然，这是以哲学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支持。应该看到，在历史新时期还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要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兼和”辩证法也会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表现出自己强劲的生命力。

历史地看，张岱年的“兼和”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可以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双璧”，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二者完全可以互相发明，互相补充，互相辉映。特别是在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任务的今天，《矛盾论》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兼和”论的价值指向和方法论意义更加值得重视，我们为现代中国能够产生这样广大悉备、深刻精微的辩证法理论而感到庆幸和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