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兼和易中庸”的革命意义

“天人五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版面世。此后，张先生早期哲学思想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以‘兼和’代‘中庸’”的思想，就有人持不同看法。对此张先生曾多次作出回应，坚持其一贯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立场。

1987年1月他在《天人简论》的“又记”中说：篇中“提出以‘兼和’代‘中庸’的观点，自审尚非过时”^[12]。在1989年写的《八十自述》中，他谈到了独抒己见的六个哲学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主张以‘兼和’易‘中庸’”。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提倡中庸是必要的，但专讲中庸，往往陷于庸俗。我以为中庸作为原则不如‘兼和’。兼者兼容众异，和者包含多样而得其平衡。兼和可以引导品德事业日新永进而不陷于停滞。”^[13](https://www.daowen.com)

张先生肯定“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4]，但又认为“不能把‘中庸’看作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中庸’观念包含着一种认识，即许多事情都有一定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和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一样，这就是‘过犹不及’。有些事情，确实如此，如饮食衣着以及睡眠之类，确实是‘过犹不及’。但是，许多事情的限度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改变的。……在历史上，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传统的限度，往往可以实现巨大的飞跃。如果固守‘过犹不及’的中道，就不可能大步前进了。”^[15]众所周知，张岱年先生是最早提出以《周易大传》中的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在他看来，“‘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16]。也就是说，他认为“兼和”之德比“中庸”更能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实，“兼和”不仅有“厚德载物”之义，而且同时包含着“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内，强调“和实生物”“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久者一之纯，大者兼之富”“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这种生生、日新、富有而一贯的思想不就是“自强不息”吗？所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义还可以用一个更加精严的哲学范畴来概括，它就是“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