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由来、涵义及理论意义[1]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体用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张岱年先生说，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来讨论文化问题，是“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2]。也就是说，文化体用论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
文化体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比如北宋哲学家、教育家胡瑗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3]就是传统文化体用观的一种典型表述。在胡瑗那里，“体”是指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用”是指原则的具体应用，即“举而措之天下”。
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文化体用观是“中体西用”论。从早期改良派到洋务派，以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深受此论之影响。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也是“中体西用”论者。到80年代，黎澍、李泽厚等人提出“西体中用”论来同它唱对台戏。由于双方使用的体用范畴涵义不同，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因此这场对台戏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唱起来，不过是在语言上刺激性地相对立而已。这种情况倒是暴露了体用论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是由于体用范畴的多义性和使用的灵活性所造成的。后来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力图超越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而张先生本人恰恰又是最喜欢讲文化体用问题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至少写过四篇专论文化体用问题的文章。他看到了文化体用论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且力图找到一条新的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他在探索中实际上已经相当接近于我们讲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了，但在语言表达上仍受体用二元模式的束缚，所以很难把问题讲清楚。(https://www.daowen.com)
2006年4月20日，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应刘鄂培教授之约写了一封贺信。我在信中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认为可以将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五句话，这就是所谓“马魂、中体、西用”论。我的解释是：“‘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4]这个解释是以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为基础，或者说是接着张岱年先生的思想讲的。
“马魂、中体、西用”论提出后在学界引起了一些讨论，长沙岳麓书院会议上就有讨论，会后在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包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发表的一组四篇文章。我很感谢上海师大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较早地予以关注。今年3月26日，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的发言，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五四”后不同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文化道路选择的，唯一现实可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道路。这个结论好像有点绝对，但是它的真理性已被近百年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前天我在华东师大参加高瑞泉教授主持的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也着重讲了一下文化体用论思维方式的现代境遇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上海的学者作过一些很好的研究。首先是陈旭麓先生，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对“中体西用”论有精辟的分析和评论。[5]后来我又读到过童世骏同志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体用”范畴新解》一文。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范畴的涵义及其在近现代的衍化，现代思想家运用“体用”论模式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几种尝试，作了颇有新意的探讨。这些论著对我都很有启发。
下面讲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首先要了解“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都经过了哪些不可逾越的思考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