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与“外王”统一的传统文化体用观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用观的典型表述是胡瑗讲的“明体达用”之学。他说：

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16]

以“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万世不变的封建主义基本原则为体，以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即“举而措之天下”为用，体用结合就可以达到“归于皇极”、巩固封建王权统治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用观的基本涵义。它不仅是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是整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框架。明代李二曲（李颙）有“明体适用”之学，其意义与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相近。他说：“何谓明体适用？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17]他把这种体用观精练地概括成两句话：“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18]胡瑗、李颙对体用范畴的界定是一致的，都是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的具体运用（“举而措之天下”“经世宰物”）为用。(https://www.daowen.com)

李二曲还讲到体用有内外之别，体是“反之于内”，用是“达之于外”。其实，早在东汉时期，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就有“内体”与“外用”对举的提法。以后人们就常以“体”为内学，以“用”为外学；以“体”治心，以“用”治事。二者结合就是中国传统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即以内圣为体，外王为用。体用、内外之学的统一表现在：一方面，由体达用，在根本原则的指导下举而措之天下，经世宰物，利济群生；另一方面，用不能离开体，一切具体举措都不能离开“经义”所规定的根本原则。所以李二曲说：“明体而不适用，失之腐；适用而不明体，失之霸。腐与霸，非所以言学也。”^[19]他们所说的“体用合一”或“体用不二”，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内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

清末的“中体西用”论就是继承了上述传统文化的体用观，也继承了以“体”为明道存心的内学、以“用”为经世宰物的外学，以“体”治心、以“用”治事的思想，比如张之洞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20]后来牟宗三讲“内圣开出新外王”，则是以中国的儒家传统、道德理性为“内圣”之体，而以民主、科学等“新外王”为用，实际上也是一种“中体西用”论，是这种文化体用论模式在现代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