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范畴的两种主要涵义
20世纪80年代，我就意识到“体”与“用”是在中国哲学中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一对范畴，是最能表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特点的范畴之一。中国人在考察宇宙、社会、人生和精神文化问题时，“恒言有体有用”（孙中山语），于是就构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具有指导人们认识世界、解决各方面的问题，甚至用以组织学说体系的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发表了我的《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一文，对体用范畴的由来、涵义以及体用观上的哲学分歧与论争，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文章否定了体用“本乎释氏”“出于佛书”的说法，指出在中国哲学中，“体”与“用”的观念形成很早，先秦已有体用并举的提法，“有体有用”的观念在汉代已经运用到比较广泛的领域，但到魏晋时期，才成为一对有确定涵义并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哲学范畴。
文章考察了体用范畴的涵义及其演变，认为它的本来意义是指本体（主体、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中国古代学者对这种关系讲得最清楚的是唐代的崔憬，他在注解《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说：
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起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器也。假令天地圆盖方轸为体为器，以万物资始资生为用为道；动物以形躯为体为器，以灵识为用为道；植物以枝干为器为体，以生性为道为用。[6]
崔憬明确指出有形质的物质实体即“形而下之器”是体，而“形而上之道”不过是从属于体并用来“扶起体”的妙用。后来，范缜的“形质神用”说，王船山“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的观点，孙中山“物质是体，精神是用”的观点，都与之一脉相承。朱熹、王船山等学者也经常在“器体道用”的意义上来使用“体用”范畴，比如朱熹说：“假如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7]“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用也。”[8]王船山说：“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9]这是体用范畴的第一种涵义，也可以说是它的“本义”，即以有形质的物质实体为体，以实体的作用、功能、属性为用。这种涵义概括地说就是“器体道用”。(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并非所有哲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本体（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意义上来使用“体用”范畴的，古代哲学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在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这对范畴。特别是在把它当作构筑其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支柱或架构时，通常都是用“体”来表示宇宙万有存在的根据和共同本原（本质），而“用”则是作为其具体呈现的纷繁复杂的事物现象。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把“无”“道”“理”“心”“识”“法性”“真如”等精神性的东西说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而以“有”“物”“事”“法相”等为精神本体的派生物或其外在表现。比如程朱经常讲“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他们所谓“体”，是指至精至微的“理”，即最高的精神本体；他们所谓“用”，是指至著至显的“事”或“象”，即现实世界中呈现出来的一切事物现象。他们认为体是先在的或本然存在的东西，而用则是由体派生出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在本体（本质）与现象的意义上来使用体用范畴，他们是以“有”“气”“物质”为世界本体，而以“理”“心”“精神”等为本体的作用和功能，以“无”为“有”的特殊表现形式。比如张载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10]物质实体“气”与万物（“客形”）的关系就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以形而上之道为本体（“体”），以形而下之器为现象（“用”），这是体用范畴的第二种涵义。这种以本体（本质）与现象言体用即“道体器用”的观点，后来逐渐成为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体用论模式，一般讲文化的体用关系，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的，以至后来有人背离这种体用观回归“器体道用”论时，贺麟先生竟批评其为“体用颠倒说”。
在哲学史上，也有一些哲学家对体用范畴的这两种涵义辨析得很清楚，在不同情况下或针对不同的问题，分别在“器体道用”和“道体器用”的意义下来使用这对范畴。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王船山。他在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无其器则无其道”“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11]的时候，是明确的“器体道用”论者。当他讲“道，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12]、“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13]、“无恒器而有恒道也”“器敝而道未尝息也”[14]时，就是在本体与现象的意义上来使用这对范畴，明确地主张“道体器用”了。他本人对“此一义也”和“又一义也”是分辨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又把这种情况叫作“相与为体”或“相为体用”。我在20世纪80年代对这种思想史现象作过一点考察，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看《王船山道器论浅析》和《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两篇文章[15]。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范畴除了上述两种基本涵义之外，还有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内容与形式、全体与部分、主要与次要、未发与已发、常住性与变动性、第一性与第二性等多重涵义。它不仅是属于本体论、自然观的范畴，而且被广泛地运用到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社会政治伦理等各个领域，很自然地也被用来说明文化现象，所以，传统文化体用观才能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