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马魂、中体、西用”论问世的时间不长，从杨承训教授的文章算起，至今还不到六年时间。但它却是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着“五四”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这个时代主题，进行长期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它一问世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显示出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可以用来说明当今中国的许多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现象，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前沿课题。它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主张一样，都代表着一种文化道路选择，具有文化旗帜的意义。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旗帜指引未来，所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考虑，我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马魂、中体、西用”是对“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与主导这段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是高度契合的。

“五四”时期就有东西文化之争，西化派向往西方物质文明，要求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老路；东化派鼓吹东方精神文明优越论，坚持走“中体西用”的道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超越两派对立，主张东西文明调和论。他所谓“调和”，是要求“二种文明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短”。只有这样，以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统一为特征的“第三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才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一日。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同时十分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清理和继承古代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并且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精神。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既阐明了这种文化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又高屋建瓴地回答了古今中西问题，“立足本国”就是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灵魂”；以本民族文化为根基，为主体文化；以西方文化为借鉴，为资用，“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是一以贯之的。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要中国共产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文化方针就不会改变。

（2）“马魂、中体、西用”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和深化。

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张岱年先生就主张“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他们看来，中、西、马“综合于一”是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综合”，是“有机的综合”“辩证的综合”和“创造的综合”，所以又叫作“文化的创造主义”。半个世纪后，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张岱年先生又明确提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它明显地优于当时众说纷纭的“彻底重建”“复兴儒学”“西体中用”“新启蒙”等各种文化主张，成为在新时期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主流文化观点。21世纪初出现的“马魂、中体、西用”论，继承了二张先生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立场，它的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明确地界定为“魂”与“体”相互依存、相需互益的关系，有力地回应了那些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的有机结合，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充满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魂、体、用”三元模式显然比“体、用”二元模式能够更好地说明中、西、马三者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利于促进它们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3）“马魂、中体、西用”是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最早提出以“马魂、中体、西用”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的是杨承训教授，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也有实质内容相近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提法。他不过是坚持传统文化体用观“道体器用”的涵义，以“国学为根”来体现本民族文化知识体系的作用，而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一点来说，与“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完全一致的。我和张岱年先生是从哲学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张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早已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马魂、中体、西用”论也引起了其他人文学科学者的关注。比如文艺理论家董学文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哲学界最近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力促文化体系中三种资源‘综合创新’地发展到新的形态。这对我们文学理论建设是有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的。”^[50]一位研究中医哲学的青年学者也意识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对该学科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认为中医哲学今后的发展也要走中、西、马“三流合一”之路。这条道路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传统中医哲学为根基，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医道为中华民族医药卫生事业传承和创新的主体，而以西方以及世界各民族生命科学和医疗实践的丰富资源为有选择地学习、借鉴的对象。^[51]不只是以上几个学科，“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个理论模式，或者说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对于当今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或重要启发意义。

（4）“马魂、中体、西用”是一些成就卓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走过的学术道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有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它来观察、理解、诠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从知到行发动了一场前赴后继地改造中国的伟大的斗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们所作的工作。他们都是极具世界眼光的人，善于把世情、国情、党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思想路线上，这个事业的每一步成功，都是“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综合创新的结果。还有一些中国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研究，说明今天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些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也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统一。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就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来说，张岱年先生和冯契先生都是极好的范例。

张岱年先生受到其长兄、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先生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就坚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力图以它为基础来创造一个“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为此他在早年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等著作，晚年更成为一代学术大师，成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面旗帜。冯契先生青年时代曾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到抗战前线工作，成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西南联大是金岳霖先生的学生，一直思考怎样在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哲学上可信与可爱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他以中国哲学为主要对象进行了长期研究，晚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部哲学史著作，又完成了“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本哲学理论著作，构筑了一个史论结合，真、善、美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统一，“马魂、中体、西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前辈学者在探索中走出来的学术道路，对于后辈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自然会有更多的后继者沿着他们开辟的通向真理的道路前进。

“马魂、中体、西用”不论是作为党和国家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还是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乃至一个人的学术道路，都是与中、西、马三“学”并存的时代特点，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个中国现实国情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三者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正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现。

“五四”后近百年来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那么多次思想论战和文化讨论，基本上都是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派之间展开的。就三派分别倚重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说，好像是在唱“三岔口”，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道。这种“三国演义”的结局将会如何？谁能把它们统一起来？谁想到过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一开始就确定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目标，只有“马魂、中体、西用”论才把三种思想文化资源统一到一个“兼和”理论模式中，力图吸收各家之长，综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也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但“马魂、中体、西用”还只能说是大方向正确，在理论上还有待充实和完善，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很高兴能就这个问题与上海的学者进行交流，希望听到有启发的批评意见，当然也希望扩大这种新文化观的影响。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10年6月29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院举办的学术讲座之讲演记录整理稿。原载谢青松编：《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65页。

[2]张岱年：《文化体用简析》，《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2页。

[3]《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4]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5]《陈旭麓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周易探玄》，李鼎祚《周易集解》引。

[7]《朱子语类》卷一。

[8]《朱子语类》卷六。

[9]《周易外传》卷五。

[10]《正蒙·太和》。

[11]《周易外传》卷五。

[12]《周易外传》卷一。

[13]《读四书大全说》卷七。

[14]《张子正蒙注》卷一。

[15]二文均见《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16]《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17]《二曲集》卷十四。

[18]《二曲集》卷十六。

[19]《体用全学序》。(https://www.daowen.com)

[20]《劝学篇》。

[21]《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7页。

[2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23]王韬：《弢园尺牍》卷四。

[24]王韬：《弢园尺牍外编》卷十一。

[25]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26]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27]郑观应：《危言新编·凡例》。

[28]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29]李泽厚：《中国思想史杂谈》，《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30]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31]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

[32]《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47页。

[33]《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2、203页。

[34]《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7、208页。

[35]《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70-171页。

[36]《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37]《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3页。

[38]《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39]刘鄂培：《论张岱年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

[40]《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2页。

[41]《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7页。

[4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4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页。

[44]《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45]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5期。

[46]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47]《周易外传》卷五。

[48]《读四书大全说》卷二。

[49]《周易外传》卷五。

[50]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3期。

[51]程雅君：《中医哲学史》第1卷，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