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体、用”三元模式成立的学理根据
用“魂、体、用”三元模式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可以说是一种范式创新。但它并不是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对传统体用思维之利与弊有深刻了解，才探索出了一种不离体用而又超越体用二元的“魂、体、用”三元模式。当然它首先要在客观世界有事实的根据。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事物、现象并不都是一分为二的，也存在着大量“一分为三”、以中和之道来包容两极的情况，因此，有的事物、现象可以用“体用”二元模式来说明，有些更加复杂的事物、现象和关系，就需要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或其他多元“兼和”模式来加以解释和说明，思想必须反映和符合客观实际。
就“魂、体、用”三元模式的逻辑生成来说，它是通过辨析、整合体用范畴的两种主要涵义而变通、发展出来的，其中的关节点是将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别开来，将“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区别开来，分别用“魂”与“体”两个概念来表示。在客观世界中，有些物质是有精神生命的，其体是有魂之体；有些物质是无精神生命的，其体是无魂之体。有精神生命的物质都是“魂”“体”并存、“魂”“体”相依的。文化就是一种有“魂”即有精神价值的生命体。在一个文化系统中，“魂”与“体”不仅可以并存，而且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离开了“魂”，“体”就缺乏精神原则指引方向而不知所归，丧失了主心骨和生命力；离开了“体”，“魂”就成为无所依附的“游魂”，其精神价值也无从发挥。只有“魂”“体”相依，二者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才能有效发挥文化的作用和功能。
在当代中国文化中，“马魂”与“中体”的关系就是这样。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中国文化由于引进了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而激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由于得到中国文化丰厚土壤的滋养而结出了新的硕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是相需互补、相得益彰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早就说过，“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综合”，也就是要处理好“马魂”与“中体”的关系。
不仅在一个文化系统中“和而不同”的三种文化资源之间，比如中、西、马三“学”之间，有“魂、体、用”的关系问题，而且在一种文化中，也有精神指导原则与文化载体的关系问题，处理好文化之“魂”与“体”的关系，就能充分发挥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我曾经讲到过儒学是一个“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45]，其“魂、体、用”关系就是在一种文化（学说）内部来说的。
在传统体用范畴的基础上发展出“魂、体、用”三元模式，也可以说是在传统文化体用观即“道体器用”论的基础上，把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也考虑进去，就像张岱年先生那样，一方面讲“马体西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用”，同时又十分强调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把活用文化体用观与突出民族主体性结合起来”[46]。就“魂、体、用”三元模式的逻辑生成来说，这也是一种思路，即体用论与主体论相结合的思路，它与上述整合体用范畴两种涵义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https://www.daowen.com)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曾经受到古代先哲王船山的启发。王船山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又说：“上下无殊畛，道器无易体。”[47]这个统一“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体”就是“形”。所以他又说：“物之体则是形。”[48]这个“形”即“物之体”，显然是在主体、实体、载体的意义上说的。在王船山看来，这个“形”与形上之“道”、形下之“器”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49]
王船山关于“道器无易体”“统之乎一形”的思想，或者说，他提出的“道”“形”“器”三元统一模式，并不是就个别事物、现象来说的，而是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哲学命题或思维模式，它至少适合于某一类事物、现象和关系。对于那些表现为“一分为三”、无法用“体用”二元思维去解释和说明的情况，客观上需要有某种三元“兼和”模式作为解释工具，“道”“形”“器”三元模式或“魂、体、用”三元模式，就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五四”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选择一直面临着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学”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广为流行的中西对立、体用二元模式，显然已不能回应和解决这个新的时代课题，而“道”（魂）、“形”（魂）、“器”（用）三元模式，就成了非常有力的解释工具。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马魂”就是形而上之“道”，作为他山之石的“西用”就是形而下之“器”，体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中体”就是接受和承载“马魂”与“西用”的那个“物之体”即“形”。这样，中、西、马三“学”在“魂、体、用”（“道、形、器”）三元模式中就统一起来了。“五四”以后，用“魂、体、用”三元模式取代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实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做到这一点却经过了几代人的探索，近百年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进行思想探索的轨迹，我们可以大略地窥见一点。
前面已经提到，张岱年先生在关于文化体用问题的论述中，经常提醒人们不要陷入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他在肯定传统文化体用观“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之同时，格外重视和强调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在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之“体”与“用”的关系时，力图把文化体用论与民族主体论结合起来，他的探索实际上已经相当接近于社会主义之“魂”、中华民族之“体”、科学技术之“用”三者统一的结论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前辈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民彝”说也是一种将体用论与主体论相结合的尝试。李大钊说：“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虚之则为心理之征，实之则为逻辑之用也。”他把“民彝”即人民群众的内在本性、“固有之本能”“生民之常态”作为统一体与用、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基础，虽然还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但是却有力地批判了英雄史观和圣人史观，张扬了“唯民主义”即人民主体论的思想。从李大钊的“人民主体论”到张岱年的“中华民族主体论”，再到我们讲的“中国文化主体论”，都是为了给文化之“体”与“用”“道”与“器”的统一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超越近代以来的中西体用之争。“马魂、中体、西用”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提出来的，它不离体用而又超越了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对传统体用论之继承与创新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