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魂、中体、西用”的基本涵义
应该说，杨承训教授是“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最早提出者。我受到他的启发，才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思考“五四”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问题，并进而把它当作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思维模式，来说明客观世界的某一类事物、现象和关系。我对“马魂、中体、西用”的解释，与杨承训教授还不完全相同。他是讲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中、西、马关系问题，我是把“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句话与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思想联系在一起，来认识“五四”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和基本道路，进一步阐明和深化“综合创新”文化观。“五四”后出现了分别倚重中、西、马三“学”的文化保守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三足鼎立”的格局，在人们只看到三派之间相互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面的时候，张申府、张岱年先生却看到了“三流合一”、辩证综合与创新的可能性，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逐渐形成和明确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主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五四”后近百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二张先生的眼光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走的仍然是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马魂、中体、西用”论则把三者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一步界定得更加清晰和准确。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对“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句话重新进行了解释。
（1）我讲的“马学为魂”，首先是概括张岱年先生的思想，具体说就是他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的思想。这个“体”，是“道体器用”之“体”，是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主导性之“体”，我觉得用“魂”这个概念来标识非常贴切。大家知道，日本近代有与“中体西用”类似的“和魂洋才”论，“魂”这个概念与精神指导原则之“体”大体上同义。引进“魂”这个概念，就是强调在一个文化体系中，必须有一个精神指导原则，作为“灵魂”，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用“魂”这个概念来指称主导性之“体”，有利于把它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避免概念的混淆。
为什么要以“马学为魂”？在今天中国学界的大多数人看来，这个道理很明白，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宪法之所以作出这个规定，是尊重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从学理上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指导意义；二是它坚持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价值立场，在价值观上优于、高于一切传统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之“魂”。
（2）我们讲“中学为体”，首先要与清末洋务派讲的“中学为体”划清界限。它已经不是指某种精神指导原则，不是指“中国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是指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即以“中学”、中国文化为主体、实体、载体。它不是主导性之“体”而是主体性之“体”，不是“道体器用”之“体”而是“器体道用”之“体”。已有学者注意到，提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四个概念来挺立和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一方面强调它“自强不息”的能动创生义，一方面显示它“厚德载物”的博大包容义，主体与载体统一，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接受主体”这个概念，我在1988年写的《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一文中就提出来了，它不仅是对于作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的西学来说的，也是对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42]我说这个话，在当时是为了澄清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同时也说明，作为当代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被中国文化所接受，那么它再先进也起不到“魂”即指导思想的作用。中国文化就是接受“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文化，无疑也是它们的载体。(https://www.daowen.com)
张岱年先生曾经把“民族”看作文化之体，我也说过“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人，是人的实践活动”[43]，从体用的第一种涵义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却不能把“民族”“人”“人的实践活动”纳入“学”的范畴。从中、西、马三“学”的关系来说，体现民族主体性的是“中学”或中国文化。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所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还是“中学”或中国文化，所以说只有它才是主体文化。
我们在讲“中学为体”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讲的“中学”或中国文化，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中国学问，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如历史上的儒学、道学或佛学，现代经济学家讲的“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都不足以担当此任。有的人把“中学为体”解释为“以儒学为体”，这就与新儒家贺麟的公式差不多了。
（3）按照一般的了解，“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在“马魂、中体、西用”的思维结构中，“用”的涵义有两个：一个是相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魂”来说的，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二是对于作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主体文化来说的，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张岱年先生讲“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44]，这两个“服务”，就是两种意义的“用”。不论是在“经世宰物以为用”即“道体器用”的意义上，还是在“扶起体之妙用”即“器体道用”的意义上，“用”都是为强“魂”健“体”服务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越是对外开放，博采众长，自己就发展得越好，就越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这里生动地体现了“魂、体、用”有机统一的辩证法。
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种外来文化，也可以归入“西用”的范畴。这种“西用”为什么能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起到“魂”即指导思想的作用呢？外来文化的范围很广，包括一切外国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管理经验、理论学说，对于主体文化来说，它们都是“用”，但是有不同的用途、用处。中国从近代以来，曾经选择、学习、借鉴过各种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和治国方案，结果都失败了，历史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这种“西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西学”还不一样，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发展能够起到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按照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之具体运用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代科技等西学是“用”。张岱年先生就明确表达过“马体西用”的观点。我们现在是用“魂”这个概念来表示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体”，“马学为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由此可以看出，“魂”“体”“用”的概念需明晰，但它们之间也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