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的“中国”意识、“与时偕行”的通变思想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如所周知，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如果说传说中的炎黄尧舜时代或三代之前的五帝时代“还只是初露文明的曙光”的话，那么夏商周三代则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真正发端并日趋繁荣的时代[2]，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中，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最能体现我们的文化身份和特性的“中国”意识或观念。据于省吾先生考证，“以金文与典籍相互验证”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这一伟大的名称”，起源于西周武王时期，不过，“自商代以迄西周，中国与四夷还没有完全对称。自东周以来，才以南蛮、北狄、东夷、西羌相对为言”[3]。然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并非是指一个具有某种固定边界的独立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地理、政治或种族的概念，而主要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即所谓：“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孔疏”）[4]另如元人王元亮所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5]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中华”“华夏”，其实质性的含义是：居住在中原之国或中央之国的人们的礼义化的生活方式，对于四方夷狄之民来说具有一种“文明”典范的意义。而且，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以“中国”为中心，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地对周边四夷产生一种文化上辐射性的影响作用，从而建立起和平、统一的天下秩序，乃是中华民族始终坚守的一种“文化中国”的理想目标追求。正是在作为一种文明理想和文明典范意义上的“文化中国”信念的指引和感召下，华夏与夷狄在历史上可以不断地跨越地理、政治和种族的界限而实现文化和民族的大融合。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或观念中，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中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6]。毋庸讳言，像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即“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和‘天下’”，或者“完全将自己置于全球秩序的中心”“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将中华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7]等等。这样一种文化和文明上的优越感，一方面在历史上起到了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作用，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中国特质”或“中国认同”意识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8]，它还具有一种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调整和更新以适应不同生存境遇的强大而坚韧的适应性特点。比如《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旧邦的身份而上承新的天命，或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承担和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重塑或再造一个新的更加文明化的“中国”，这自西周以来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中国”意识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思想内涵，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着它的重要功能和历史作用。因此，中华民族在近代遭遇西方文明的强劲挑战而其文化上的优越感受到重大挫折之后，虽然逐渐改变了自身的“文明”观念，即不再坚持“中央之国”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而是最终接受了世界上各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的现代观念，并愿意在此基础上平等地看待和处理各民族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但“旧邦新命”的意识却仍然在支撑和激励着中华民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因此，也可以说“旧邦新命”的意识至今仍然是构筑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适应性和延续性的牢固根基。(https://www.daowen.com)
与上述“旧邦新命”观念相辅相成的，则是因应时变、“与时偕行”的通变思想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如《周易大传》所谓的“与时偕行”[9]、“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变通者，趣时者也”[10]，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等等，都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通变思想和历史观念，这是一种将历史的延续性与时代的变通性有机地融合为一的思想和观念。而《周易大传》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1]和“日新之谓盛德”[12]，《礼记·大学》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的集中概括。与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经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同样充满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与斗争、国家的分裂与战争、大规模的天灾与人祸，但中华民族却坚忍不拔地生存了下来，成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一个延续时间最长、从未中断过的伟大民族和文明国家，如果不具备因应时变、“与时偕行”的通变思想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这一点无疑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