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念、多元一体的综合智慧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从来就不是完全同质性的单一实体，而是一种内部包含着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明实体。[13]中华民族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多民族经过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文化也不是由单一的思想文化因素构成的，而是由多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文化体系。其内部尽管有矛盾和冲突，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却格外珍视和崇尚和谐统一，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和中华文化的内部，整体对多样性的包容和多样性不断趋于融合的走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在于她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国家，是一个内部富有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又在长期的调适过程中不断趋于融合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实体。“一个文明，多元存在”的说法，也许可以说是对中华文明基本特征的最好概括。正是由于中华文明的这一基本状况和特征，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累了在一个文明内部处理和应对多元化存在的丰富经验，有着深邃的和谐哲学智慧和博大的兼容并包胸怀，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谐思想，“一本万殊”、多元一体的综合智慧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等。
“和而不同”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产生很早，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和谐思想与哲学智慧。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和”与“同”作为一对区别“同一性”的两种不同涵义的哲学范畴，最早是由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来的。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4]也就是说，“和”是指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矛盾诸方面的平衡，亦即事物多样性的统一；相反，“同”则是指无差别的同一。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继承和发展了史伯关于“和而不同”的思想，他以“和羹”“和声”为例生动地说明了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的道理，并运用“尚和去同”的思想来说明君臣上下的关系，指出臣下对君主不应随声附和，而是要“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只有这样才能“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15]。孔子更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6]作为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提出来，强化了中华民族“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https://www.daowen.com)
“和而不同”的思想无疑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但它并不否定“同”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比如在人际合作关系中，同心同德亦能起到凝聚共识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求同存异”同样十分重要。“和而不同”内含着对多元事实的承认，对事物差异性、多样性的接受和包容的态度，强调的是多样性的统一；“求同存异”注重的则是以“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共同感来构筑人类合作的基础，即在某种远大而共同的理想目标（“大同”）的指引下，或在达成某种基本共识（“小同”）的基础上，暂时将可能导致分歧、矛盾、冲突的“异”搁在一边，通过协商合作来共同推动某项事业的发展。
在历史上，我们的先哲正是灵活地运用“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思想原则，来处理不同民族和地域、不同文化和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之间的关系，而发展出了一种“多元一体”的综合智慧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在我国多民族文化交流融汇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过摩擦、碰撞和冲突，但主导方面是和平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和包容襟怀的学术史家看来，各家之间虽然存在思想主张上的差别、分歧与对立，但它们彼此之间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和互相促成的，正所谓“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17]。这也就是《周易大传》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亦有深刻认识，故能提出“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肯定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和而不同”不仅是处理国内不同地域文化、各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华文化还以开放的胸襟，善于吸收、消化域外文化精华来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生机，汉唐时期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乃至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合流，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大交汇，都是异质文化交流融合、双向互动的典型范例。总之，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在国内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中不断丰富发展，有容乃大，历久常新，显示出可久可大的强大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寻求多样性统一的和谐思想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