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以止”：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关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我们认为可以用《周易大传》中的“文明以止”一语来准确、生动地概括，即认为“文明”不是无限度地开发、利用和对外扩张，而是要有所节制，“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这种文明理念在面临着许多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难题的当今世界显得尤其富有价值，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这些全球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不恰当的文明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怀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心态，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征服和掠夺，从而造成了种种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或者由于不同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怀着普世主义价值心态的人大搞文明扩张和霸权主义，从而引发了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对抗、冲突和战争。这些都是威胁着全人类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严峻的世界性问题。我们认为，为了回应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充分彰显中华文化“文明以止”的理念，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特性，提高本民族的文化自觉，而且对于人类文明未来的健康发展亦能作出积极而独特的重要贡献。
诚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言：“中国和西方虽然在传统上有着些许相似之处，最明显的就是二者都相信普世哲学，都有一脉相承的优越感，但二者在本质上却是迥异的。”[58]那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本质上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值得引起深思的问题。
如上文所言，“文化中国”的信念内含着一种以华夏民族的礼仪文明来引领、融合与统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风俗习性之多样性差异的文化理想，而在追求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的过程中，无论是“用夏变夷”还是内部整合，其理想的方式都不是通过粗暴干涉和军事征服来达到文化扩张的目的，而是通过文化示范和道德感化的方式来实现中华礼义文明的和平传播与自愿接受。这与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观和“文明以止”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周易·贲卦·彖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是指阴阳迭运、刚柔交错的自然变化过程及其法则，而“人文”则是指人类制作的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作用。由“人文”与“天文”并举对称可知，“人文”与“天文”并不是相隔相离、互相对立的，而是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天下之治理化成而言，治国平天下者既要“观乎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又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59]。两者相资为用，不可偏废。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虽然重视和强调以“人文”化成天下，但其“人文”意识并不是以支配自然或逆天而行为前提，相反，“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乃是人类应当取象效法的对象，而取象效法“天文”又须以人文化成为目的。因此，在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观念中，特别强调人之德行应效法天地、顺应时变而普施博化，或者是“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60]，或者是虽“蒙大难”，却能“内文明而外柔顺”[61]，或者是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能“文明以说，大亨以正”[62]。“文明”一词在《周易大传》中凡六见，其一见于《乾文言》，其余皆见于《彖传》。《彖传》的作者可以说是揭示和阐发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念，而其中“文明以止”的说法尤其值得重视，在我们看来，用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精神特性和文明意识的本质特征是再恰当不过了。
所谓“文明以止”，其本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够像天地日月一样正大而光明，并用礼乐来教化世人，那么，天下的人民就会被他的光明之德所感召和指引而遵从礼义，以至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因此，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人文”观念和“文明”意识中，重要的不是通过霸道强权的治理方式来追求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或强制人民服从，而是通过充分发挥礼乐对人的文明教化作用来引导人民过一种道德化的伦理文明生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通过武力扩张或威服的方式来胁迫异族人民认同和接受自己的文化，而是通过中国式文明典范的内在吸引力和“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方式引导对方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与提升，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目标；不是通过征服自然或无止境地掠取和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需求，而是通过节制自身欲望、协调天人的方式来实现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63]，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万物可持续地和谐共生的目标。
由此可见，霸道的强权、武力的滥用、自然的征服和文明的扩张皆不为中华民族所称道，反之，中华民族所心仪向往的是敬德保民的治道理念、“以德行仁”的王道理想、天人合一的生命学问、人文化成的道德化境。[64]相对于霸道强权的文明扩张理念，中华民族“文明以止”的文化性格和人文意识具有一种“止其身有所不为”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的性质，所谓“化成天下”之所以为“化”者即在于此。
对于中华文化崇仁义、贵王道和“尚文不尚武”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性质，许多中外思想家都作过清楚的阐述。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说：“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梁漱溟先生进而认为中国历史上为“无兵之国”，他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中国历代诗歌中都有反战、厌战的作品，古诗十九首、杜甫的《兵车行》等都是代表作。也有一些诗歌是歌颂反侵略战争的，别人侵略你，起来防御自卫是正义的。“万里长城”是自卫防御工事，而不是对外侵略的象征。许多西方思想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出，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过的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他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过要用这支军队去侵略别的国家。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可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或者日本的海上冒险海盗制度相比拟的时期，致使中央政府通过海上掠夺而富强。”他发现中国的武力问题基本上是维持国内秩序的“警察问题”。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也说：“中国投入的战争都属于自卫战争，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对中国文化有精深了解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指出：中国长期形成了一种“尚文不尚武”的传统。马克斯·韦伯也明确地说：“儒教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只要不带偏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外学者得出这些结论来都是自然而然的。总之，反对扩张性的霸权主义，主张通过内修文德的方式来“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实现国家、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通过行仁政“来远人”“王天下”，以达到“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对中华文化“文明以止”理念的最好注解和诠释。
基于中华文化的上述精神特性，我们可以将《周易大传》中具有特定含义的“文明”一词转换成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或作为“文化实体”意义上[65]的“文明”一词来理解。那么，所谓“文明以止”，以今语释之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不是无节制、无限度的，也不是漫无方向的发展，而是应该有所“止”：“止于至善”的价值目标，止于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的和谐相处，止于有益于人类自身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事业，这就是所谓“止其所当止”。“文明以止”并不是反对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文明行为，而是要把这种行为限制在符合天道、人性的范围内，越出这个范围的行为就是不文明的了。只有“顺乎天而应乎人”，才能以“人文”化成天下。在中华文化中，这一“文明”理念实具有一种枢轴性的意义，它赋予中华文化以既开放进取又克己内敛、既有文化优越感又有包容平和心态，中道而平衡的内涵、特征和色彩，它贯穿于我们前面所列举的一系列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价值理念和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诸如“贵和尚中”“崇德重教”“仁民爱物”等等思想观念，都充分体现了“文明以止”的根本精神。
从对自身文化和文明的普世性价值的自信及其一脉相承的优越感出发，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拓展对周边地区、民族和国家的辐射性影响，但其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且这种影响力或同化力主要是与周边地区、民族和国家自觉自愿地认同和接受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不少军事上的冲突和战争，但所谓“东亚中国（儒家）文化圈”却是通过和平传播的方式而历史地形成的。与之不同，从对自身文化和文明的普世性价值的自信及其一脉相承的优越感出发，西方文明发展呈现出的却是一种傲慢、自负而极具扩张性的普世主义心态，而且其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常常伴随着军事上的殖民扩张和武力侵略，如亨廷顿所言：“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而“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因此，“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又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66]。
“文明以止”与无限制的文明扩张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明观，二者的区别恰恰是中西两种文化和文明之分水岭，是它们的本质区别之所在。中西文化各自植根于性质迥异的两种人文精神：一种是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仁民爱物的人文精神；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以“动力衡决天下”的人文精神[67]。以“动力衡决天下”的文明扩张，必然导致文化殖民主义和“文明间的冲突”；而富有反求诸己的道德理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美德、“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与“文明以止”，则会“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68]，乃至努力寻求一种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的“全球伦理”，通过“文明的对话”来化解“文明的冲突”。西方近代启蒙理性由于对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过度自信和“致命的自负”，不但以自然界的立法者自居，而且不断膨胀控制、征服自然的欲望，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疏离，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掠夺和攫取，以致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之不同，一些中国古代哲人却对人类自身的知识理性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对人类逐物求知而无限膨胀的物欲抱有天然的警惕意识，对人类文明无限制地发展和进步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希望人类能够“知止不殆”[69]、“知止其所不知”[70]，乃至能止乎自然本性而不“求外无已”。儒家学者则出于“民胞物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情怀，希望人类能够参赞天地之化育而“止于至善”。显然，具有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和情怀的民族必然会更乐于把宇宙万物都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和朋友，也自然会乐于善待自然万物而与之和谐相处。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既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我们只是本着唤醒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目的，来总结、反思和梳理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和精神特性，以期能够在客观认知与同情了解的基础上获得一种“自知之明”。而且，我们也只是从“各美其美”的角度来阐扬中华文化的精华与精神，既不是为了美化本民族的文化而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更不是“思古之幽情”和为了达到“文化回归”的目的，而是旨在把它们作为一种有正面价值的文化资源，用来促进本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而就我们上面所阐述的中华文化的“文明”理念和根本精神而言，也只是从“理想型”的意义上来讲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如所周知，西方文化已经开始反省和调整自己的文明发展路向，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现实发展状况也并非尽如人意。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应该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倍加珍惜地球这个我们共同的生存家园，走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和交流对话，以期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理想文明格局，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注释】
[1]本文是两位作者（与林存光合作）提交2011年5月在苏州召开的太湖文化论坛首届年会“加强文明对话与合作，促进世界和谐与发展”研讨会的报告论文。原载《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153页。
[2]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3]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4]转引自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
[5]《唐律疏议释文》。
[6]［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7]［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196页。
[8]［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
[9]《乾文言》。
[10]《系辞下》。
[11]《乾·彖辞》。
[12]《系辞上》。
[13]［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14]《国语·郑语》。
[15]《左传》昭公二十年。
[16]《论语·子路》。
[17]《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18]“以人为本”一语最先出自法家之口，如《管子·霸言》篇所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19]张岱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15页。
[20]郭店竹简《语丛一》。
[21]《孝经·圣治章》。
[22]《礼记》。
[23]《荀子·王制》。
[24]《论语·子罕》。
[25]《孟子·尽心上》。
[26]《论语·颜渊》。
[27]《庄子·庚桑楚》。
[28]《荀子·儒效》。
[29]《论语·学而》。(https://www.daowen.com)
[30]《论语·学而》。
[31]《论语·学而》。
[32]《荀子·儒效》。
[33]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34]《尚书·泰誓》。
[35]《酒诰》。
[36]《大学》。
[37]《论语·颜渊》。
[38]《论语·宪问》。
[39]《论语·尧曰》。
[40]《论语·雍也》。
[41]范仲淹：《岳阳楼记》。
[4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43]《尚书·尧典》。
[44]《慎子·威德》。
[45]《商君书·修权》。
[46]《吕氏春秋·贵公》。
[47]《礼记·孔子闲居》。
[48]《墨子·法仪》。
[49]《庄子·德充符》。
[50]《庄子·大宗师》。
[51]《老子》第二十五章。
[52]《庄子·齐物论》。
[53]《庄子·应帝王》。
[54]《孟子·尽心上》。
[55]《易·泰·象传》。
[56]《西铭》。
[57]《孟子·梁惠王上》。
[58]［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
[59]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227页。
[60]《周易·大有卦·彖辞》。
[61]《周易·明夷卦·彖辞》。
[62]《周易·革卦·彖辞》。
[63]《荀子·礼论》。
[64]如汉儒刘向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说苑·指武》）“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说苑·修文》）
[6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
[6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59页。
[67]如杜维明先生所言：“西方启蒙心态的人文精神，其实是一个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反神权，另一方面是征服自然，实现自然的人化，把自然变成人类的资源。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一套思潮是以‘动力衡决天下’。”（彭国翔编译：《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6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中文版序言。
[69]《老子·第四十四章》。
[70]《庄子·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