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中国》序[1]

《我相信中国》序 ^[1]

《我相信中国》是曾经为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的一本文集，由他的女儿张燕妮同志选编，精选了他各个时期的85篇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他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主要的哲学、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生思想。书名突出了这本书的爱国主义主题，它也是这个大起大落的传奇性人物一切思考和言行的出发点，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申府先生名崧年，生于1893年，卒于1986年，享年93岁。他是河北省献县小垛庄（现属沧县杜生镇）人，出身于传统书香世家，早年在家乡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1906年到北京，1908年入读顺天中学堂。1914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转数学系。1917年毕业，留校教预科的数学和逻辑。在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有较多接触和交往，是《新青年》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之一，后为编委。1918年冬又与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颇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并参与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活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积极学习、研究和译介马克思主义，很快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明确表示：“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的信奉。”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一行到北京，最先与李大钊和张申府商谈建党问题。同年8月，已经转移到上海的陈独秀在致张申府的信中说，“建党的事情在北京只有守常和你两个人可以谈”，并就党的名称问题与二人商议。李大钊和张申府建议叫“共产党”，并得到魏金斯基同意，陈独秀遂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月就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0月，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是三个最早的成员。在此期间，张申府还曾去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罗素，住在陈独秀家里，两人就建党问题进行了多次详谈，回京后他把上海方面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详细介绍。也就是说，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他在“南陈北李”之间还起了奔走串联的桥梁作用。

1920年底，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并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党组织，先后吸收刘清扬、周恩来入党。1922年又在德国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旅欧总支部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张申府于1923年底回国，过年后去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军事工作最早的党员之一。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他又力荐周恩来等十多位优秀共产党员到该校任职和任教。

在中共建党时期，张申府发表了不少阐明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解释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的文章。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在1922年发表于《少年》第二期的《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一文中，他还特别强调“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这些文章在建党过程中起了正确的思想导向作用。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张申府因不赞成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坚持党的独立性原则而与一些代表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和会后，他不顾周恩来、李大钊等人的劝阻而执意退出了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才意识到，这种“宁折不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自由知识分子脾性，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张申府虽然负气退党，但他还是心向着党的。在此后20多年里，他一直遵守对李大钊作出的“在党外帮助党”的承诺，积极支持与配合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爱国统一战线，成为一个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一个始终与党保持着友谊关系的老朋友。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利用课堂、讲坛和报刊宣传爱国主义，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1935年，他发起成立“文化劳动者同盟”，并与姚依林等人一起担任“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总指挥，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2月，他与刘清扬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冯玉祥保释出狱后，不久清华大学也迫于压力将他解聘。他仍矢志不渝地推动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平津文化职业者协会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继续从事爱国救亡运动，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七七”事变后，张申府先后到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创办《战时文化》半月刊，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宪政座谈会”。他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1946年1月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他的所有这些奋斗经历，都是作为党的朋友，密切配合党的工作，力图对党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有所帮助。(https://www.daowen.com)

张申府虽然退出了共产党，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并没有改变，所以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他也能够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成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积极响应和支持了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成为党外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的一员主将。新启蒙运动是一场在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张申府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一文中说：所谓启蒙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凡是启蒙运动必然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尤其在于反封建”。作为哲学家的张先生特别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实”与“理性”。“在救亡上，尤其特别需要的，就是实，就是切实，就是脚踏实地，就是实干，就是下实力，作实工夫。”他还强调：“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理性的要义则在对于事物不只从一方面着想，不只作一方面的认识”，反对“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理性的极致是辩证与解析。唯物，客观，辩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和内容，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应该特别表现的。”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中，张申府还指出，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继承，而且更应该是一种扬弃。比如他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就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扬弃，一种超越。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新启蒙运动，其目的不但是要“破”，而且要“立”，就是要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张申府强调它是一个真正“新”的“综合”的文化运动，其“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这种辩证综合的新文化，“庶几可以接受那因自然科学的发达与辩证唯物论的开展而产生的一种最新潮流，就是科学与社会的结合”。在这里，人们已不难看到从中透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曙光。

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申府先生，一方面他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是有着明确的理论与科学思想作为指导的，另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又是为改造中国的现实目的和需要服务的，他是那个时代思想视野最宽阔的中国人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后对辩证唯物论的真理性始终坚信不疑；同时他又终生保持着对罗素的敬意和研究兴趣，认为西方的逻辑与科学法对改造中国人笼统模糊的思维方式非常有益；而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也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和生命根处的深情。这三个东西在一些人看来是互相抵牾、互不相容的思想体系，而在张申府看来，它们的思想精华是相通互补的，完全可以熔为一炉创造出一个更高形态的新文化。他在1932年10月就提出了“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的思想，在写于1941—1942年间的《家常话》中，他又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在他看来，孔子、罗素、列宁分别是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的代表。在现代中国，中、西、马“三流合一”何以可能呢？他是用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原理来加以说明的。比如他把逻辑解析方法看作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补充，二者的“合一”就形成了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的新哲学形态；他从辩证唯物论的理论视角出发，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概括为“实”“活”“中”三个字，认为“辩证唯物本是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他对“仁”与“科学法”的论述，则体现了中西哲学互补的精神。众所周知，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学”（三种文化资源、三大知识体系）的关系，是“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之争的关键问题。在人们往往只看到三者之间的分歧和对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面的时候，张申府先生却看到了“三流合一”的可能性，他是第一个主张将中、西、马三者的思想精华辩证综合、熔为一炉的思想家，并且坚信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必定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产物。“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道路选择在中国都行不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在现当代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实际上这就是张申府先生当年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

极富前瞻性地提出“三流合一”的思想是张申府先生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最大贡献。这一思想后来又被他的胞弟、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发展为系统、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成为在当今中国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理论。在“相反而相成，矛盾之谐和”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张申府在哲学上还有许多富有个性特征的新思考、新创获、新表述，除了“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被孙道昇当作新唯物论中的重要一派，肯定这种“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的哲学是最值得注意、最有发展前途的之外，他试图唯物辩证地解决主客关系问题的“大客观”思想，欲达辩证解析之极致的“具体相对论”的真理论，以“实”“活”“中”“仁”“生”“易”“通”为核心范畴的中国哲学精髓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化、大众化的探索等等，都是可以而且应该载入20世纪中国哲学史册的。

1948年10月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一文，是张申府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他再次为自己不识大局、自以为是、率性而为的自由知识分子脾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后果是使他从此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一个早年轰轰烈烈、蜚声士林，晚年孤寂遗世、默默无闻的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史著作中都很少见到张申府的身影，连他为中共建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亦语焉不详。他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的“三流合一”思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有些人指责为模糊思想阵线的折中主义。张申府先生在新启蒙运动中呼唤的“实”与“理性”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理性地总结过去，才能满怀信心地开创未来。所幸的是，以2011年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2013年6月为纪念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召开的“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上述情况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张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他在哲学、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生方面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界人士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也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位先贤，《我相信中国》一书的出版正当其时，正好满足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这种需要。

十年前，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燕妮同志编辑的《张申府文集》四卷本，至今仍是人们了解和研究张申府生平与学术思想最基本的资料。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先生发表于1949年前各报刊而未收入文集的文字陆续被发现，包括一些“零金碎玉”式的短论，有的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思想史意义。比如今天人们十分重视的“三流合一”思想，就是最早出现于1932年10月22日他主编的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的一则“编余”中。在2013年召开的“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有编辑出版搜罗齐全、校勘精审的《张申府全集》之必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保存一份完整的学术资料。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就张申府这个历史人物来说，在已有四卷本文集的基础上，一方面选编出版更精要的普及本《我相信中国》，一方面推动全集的编辑工作早日提上日程，这两项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共同把对他的研究和历史定位推向一个新阶段。

2015年5月10日

【注释】

[1]原载张申府著、张燕妮选编：《我相信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