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伦理与文化思想研究》序[1]
早就注意到迟成勇同志热心于张岱年学术思想的研究，去年6月在石家庄召开的“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才有缘认识。今年6月13日，他来函说为了纪念张岱年先生110周年诞辰，准备将2006年以来发表的关于张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的20多篇论文汇集起来，分五个部分，出一本论文集，并且希望我给该书写一个“序”。7月16日，成勇同志来京面谈两个多小时，我才知道他在郭广银教授指导下写的博士论文《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观照与历史嬗变》[2]，就深受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的启发，高度认同张先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核心和集中体现的观点。以后他持续地研究张先生的道德哲学、人生哲学、价值哲学和文化哲学思想，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写出研究论文，研究细致深入且有一定的系统性，所以本书并不叫人感到有“拼盘”之感，而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本关于张先生伦理和文化思想研究的学术专著。
本书的研究对象张岱年先生，是一个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终身信持辩证唯物论和社会主义的好学深思的学者，虽然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的艰困和解放后被错划为右派的心灵创伤，但初心不改，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和文化问题，“直道而行”，“修辞立其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思想遗产。比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试图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以中国哲学为主要思想和话语资源，借鉴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创造一个“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天人新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1936年（27岁）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已经形成一个“天论”“人论”“知论”的大框架；1948年在《天人简论》中，又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原心流”“永恒两一”“大化三极”“知通内外”“真知三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十个论题。他在抗战时期陆续写成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几部论稿[3]，“所成不及原初设想之半”，这部鸿篇巨制可惜因外缘条件不具备而未能完成。张岱年先生的哲学史研究，以挖掘和揭示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传统为主要特点，力图为辩证唯物论在中国哲学中“寻根”，说明这种哲学并不完全是外来的，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其“内应”，甚至可以说有深厚根基。比如他试图创立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对于西洋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伸；对于中国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4]。因为在他看来，以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为代表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实以唯物为主潮”[5]。张岱年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30年代就以“创造的综合”“文化的创造主义”问世，到80年代终于定型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中国文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6]。它已成为在当今中国得到广泛认同的一种主流文化理论，“综合创新”也成为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张先生被公认为是高擎“综合创新”文化大旗的旗手。
以上三个方面，即张先生在哲学、哲学史和文化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有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比如，河北师范大学编的《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已出版四辑，每一辑都有“‘天人新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三个栏目，就反映了上述实际情况。而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的张岱年先生，他在道德哲学、人生哲学、价值哲学等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对其进行专门和系统研究的学者就比较少，有关研究论文也往往是放在对其哲学或哲学史研究的成果中。当然这也不无道理。因为包括人性论、人生境界论、品德论等在内的“人论”，本身就是张先生的“天人新论”哲学的一部分。他创造的“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马、中、西“三流合一”的新综合哲学，就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国哲学的特点和象征。研究这种新综合哲学，当然要研究“立成人之道”即如何培养理想人格的学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张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7]正因为如此，他也特别重视研究中国伦理思想的丰富内涵、发展规律和基本理论问题，在这方面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迟成勇同志正是有鉴于此，把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张先生的伦理思想，这部论著不但为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开一新生面，而且也是对其哲学和哲学史思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和学说，张岱年先生曾将其概括为八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人性问题，即道德的起源问题；二是道德的最高原则与道德规范问题；三是礼义与衣食的关系问题，即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四是“义利”“理欲”问题，即公利与私利的关系以及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五是“力命”“义命”问题，即客观必然性与主观意志自由的关系问题；六是“志功”问题，即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七是道德在天地之间的意义，即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八是修养方法问题，即道德修养及其最高境界的问题。[8]迟著指出，对于这些问题，张先生都力图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来解释和回答，批判统治阶级宣传的唯心主义道德论，而肯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类以物质生活为礼义道德之基础的观点；同时他又认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强调加强道德修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种伦理思想和学说，张先生都是采取具体分析、批判继承、科学扬弃的态度，比如对于维护封建尊卑等级秩序的“三纲”，他认为必须彻底否定，而“五常”则含有合理性伦理思想，应该批判继承并结合时代精神予以创新发展。
迟著还注意到，张岱年先生早年和晚年都十分重视中国的新道德建设问题。在1936年发表的《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一文中，他就提出了“理生合一”“与群合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四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原则，受到学术界的重视。[9]以后在《品德论》《天人简论》等论著中，他又把“理生合一”进一步表述为“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即充实发展人的内在生命力，克服生活中的冲突，以达到和谐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与群为一”表述为“群己一体”，认为个人皆系群体之一员，实赖群体之社会而存在，群己关系是全与分的关系，群己为不可分离之一体。在张先生看来，“理生合一”“群己一体”是人生理想的根本原则，也体现了新道德的根本精神。他批判和解构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旧三纲说，而提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三纲说”。他说：“古人所讲三纲，久已腐矣，今日应讲新三纲。一、群为己纲——个人服从集体，群之利益即己之利益；二、智为愚纲——无知听从有知；三、众为寡纲——少数服从多数。”[10]“新三纲说”可谓新道德观之纲领，而以“兼善天下，以人群为一体”为最高境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后，张先生极其重视中国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的问题，他曾根据时代发展将“新三纲说”再次更新为“（1）爱国主义；（2）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3）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1]三个基本原则，认为这是今日必须确立的“新三纲”。关于新道德的具体规范，1948年张先生在《天人简论》中曾提出“六达德”（公忠、任恤、信诚、谦让、廉立、勇毅）和“六基德”（孝亲、慈幼、勤劳、节俭、爱护公物、知耻）之说，1992年在《试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一文中又提出公忠、仁爱（任恤）、信诚、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九德”说[12]，1993年在《建设新道德与弘扬美德》一文中将“九德”调整为“（1）忠（区别忠君之忠，可以称之为公忠），（2）信（诚实），（3）慈（泛爱），（4）孝（爱敬父母），（5）廉（亦可称为廉耻），（6）礼（礼节），（7）勤（勤劳），（8）俭（节俭），（9）勇（勇毅）”[13]。可以看出，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又有对传统道德的改造与更新。对于学界前辈张岱年先生为中国的新道德建设而殚思极虑，不断贡献出自己的新思考，迟著都详细加以介绍，深入分析阐释，认为这正表现了张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高尚品格。
张岱年先生的人生哲学思想，迟著认为在其早年写的《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中就有鲜明体现，以后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人生论为批判继承的主要资源，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理性主义和生命哲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综旧典而开新风”，进行了革命的改造与转换，既批判了中国传统人生论“重理轻生”的唯心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近代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哲学，而以“理生合一”“群己一体”为人生理想之根本原则，本质上是一种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社会主义的人生哲学、革命的科学的人生哲学。张先生认为“生之圆满”即人生理想的实现与通过革命实现“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他特别强调伟大理想的实现必须依靠人们改造自然、变革社会、改善现实的奋斗，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中国古人有“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之说，张先生在《天人简论》中又提出了一个新三事说：“一曰御天，二曰革制，三曰化性。御天者改变自然，革制者改革社会，化性者改变人生。三方俱改，然后可达人生之理想境界。”[14]由此可见，这种人生哲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
迟著还指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岱年先生是首倡价值哲学研究的学者。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价值思想，特别重视人的价值和人格独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比如《左传》中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就是对人生价值尤其是人的社会价值的积极肯定；《孝经》记述孔子有“天地之性人为贵”之说，则是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的肯定。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15]这是他对人类之所以具有崇高价值的论证，所谓“义”即道德的观念和行为。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6]他承认包括“匹夫”在内的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意志与人格，这是对人的价值的进一步肯定，认为每个人的自我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人格，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先生重视儒家的内在价值论，同时也注意到中国古代价值观的多元性，并指出传统价值观重视人的价值而忽视物的价值，也有不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消极方面。
张岱年先生也是在学术界最早开展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的学者，旨在通过这一研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他看来，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和集中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迟著是把张先生的中华民族精神论放到其文化哲学中来论述的。这样安排自有其道理，因为张先生自己就说过：关于文化问题，我提出了“综合创新论”和“中华精神论”。[17]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把中华民族精神论看作是张先生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兼容并包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是个人的优秀品德，而且是推动整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大德”，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虽历经磨难而不倒也不散的伟大伦理精神。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张先生伦理思想的内容就更丰富了，精神层次也更高了。迟著还高度评价张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兼及张先生的国学观、读书观和为人为学态度，理论探讨与现实人生紧密结合、互相印证，显示了作者宽阔的研究视野和论集内容的丰富性。但我还是愿意把本书看作是一本主要研究和评述张先生伦理思想的专著。
我已年过八十，手头还有一些更加紧要的工作任务，对于并不十分了解的作者，本来是不敢答应为其大著写序的。成勇同志十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张岱年学术思想的精神感动了我，破例答应为其论集写序，但却不能不读其书而发几句空泛议论。拜读了他发来的书稿电子文本后，确实感到还是有所收获，主要是对张先生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出的贡献有了更加全面真切的认知。他精通中国伦理思想史，对于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和回答，特别是在中国的新道德建设、价值哲学和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等方面有开创之功。在有关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中，学界过去对伦理学这个维度重视不够，很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迟著可能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张先生伦理思想的学术论著，所以值得推介。权且把我的这篇读后感作为代“序”奉献给作者和读者，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方克立
2018年10月5日
【注释】
[1]本文原载迟成勇著：《张岱年伦理与文化思想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2]迟成勇：《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观照与历史嬗变》，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https://www.daowen.com)
[3]1988年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由齐鲁书社出版。
[4]《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278页。
[5]《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6]《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52、253-254页。
[7]《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94页。
[8]参见《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508页。
[9]参见方克立《青年张岱年的哲学睿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0]《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462页。
[11]《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27页。参见同上书，第488页；张岱年：《晚思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2]《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37页。
[13]《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28页。
[14]《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4页。
[15]《荀子·王制》。
[16]《论语·子罕》。
[17]参见《张岱年自选集·学术自传》，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张岱年：《通往爱智之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