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旗引领综合创新路[1]——纪念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发表30周年
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六年多了，今天这个会是中心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三次重要学术会议。前两次会议开得都很好，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记得当时学校和学院的领导，李建强书记，张继良院长，李素霞院长，对这件事情都很支持。因为有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支持二张研究就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这里。和李大钊一样，二张先生也是河北地区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源和人文学术资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中，他们都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先驱人物。作为后辈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继承者，我们责无旁贷地要研究好、宣传好他们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继承他们的事业，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
几年来，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做了大量工作，工作做得非常扎实。除了几次大的学术会议之外，还编辑出版了三本二张研究集刊，建立了二张研究网站，在二张著作整理和思想研究方面也成绩斐然。会前大家都拿到了“燕赵文库”的《张申府集》和《张岱年集》两部厚重的大书，二张1949年前的论著基本上都收进去了，这是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建设。据说这两部文集是“燕赵文库”推出的首批成果，也就是说，二张研究为地域文化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短短几年时间，河北师大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二张研究中心，二张研究也成为河北师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品牌，知名品牌。
今天这个会的主题是“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纪念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发表30周年。这篇文章是张先生1987年6月12日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的中华孔子研究所第二届学术年会上的主题发言，后来由刘鄂培先生整理成文，发表于7月10日的《北京日报》。文章并不长，只有两千多字。这么一篇文章，为什么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我们30年后还要开会来纪念它呢？这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形势，才能够看得清楚。
大家知道，当时正是80年代文化热。一方面“文革”后思想解放，各种思潮峰起，大家都格外关心文化问题。当时有一股很强劲的反传统思潮，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必须“全盘西化”，彻底抛弃中国的黄土文明，全方位接受西方海洋文明。另一方面，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到国内来大讲“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复兴儒学、回归传统的思潮也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此外还有人提出了“新启蒙”“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有人将当时的文化思潮归纳为四派：“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也有人归纳为五派：“反传统派”“五四运动派”“早期启蒙派”“现代儒学派”“回归原典派”。还有其他各种归纳。这些归纳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文化主张的地位。不说“失语”“失声”，至少在众声喧哗中，马克思主义派的声音不大、不响亮，人家对文化热中的各种思潮作归纳，都可以把你忽略不计。事实上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还是有不少学者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但是这一派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讲出多少新话来，人家认为“批判继承”等等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也就是说，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马克思主义派缺少一面鲜明的文化旗帜，足以与上述各派观点华山论剑，一比高下。缺少马克思主义这一派的声音，80年代文化热就成了一次新的中西文化论战，激进与保守二元对立，不过是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再一次重演而已。张岱年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正好回应了这个问题，改变了上述思想格局。这篇文章明确表示，既不赞成传统文化否定论，也不赞成回归传统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创新”就意味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同，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张先生的这面“综合创新”文化大旗一举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学者就陆续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不但形成一股力量，而且逐渐成为文化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可以说根本改变了80年代文化热的思想格局。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意义不一般，它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众声喧哗中，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是高屋建瓴、超越激进和保守，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正确方向的一种声音，是时代的最强音。所以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必然会以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载入史册。
我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将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各派观点，主要归纳为三派：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认为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统一关系，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业已形成的思想格局，是七十年来的文化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延伸。[2]之所以做出这种归纳，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在80年代文化热中的地位，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中的地位。
现在有不少总结、回顾80年代文化热的文章，罗列出种种现象，比如“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几套丛书的出版，中国文化书院的创立等等，而只字不提张岱年先生倡导的“文化综合创新论”。80年代文化热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告一段落，有的人又只看到从8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占主导地位，到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兴起这么一种现象，而看不到文化热冷静下来以后，许多人经过对各种偏颇的文化主张的反思，更加趋向于接受客观、理性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事实。
1995年在澳门召开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实199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我记得有好几个发言都是支持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张先生本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看到了这种文化形势的发展，表示很高兴。我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曾将发言稿给张先生看过，他也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认为“非常精辟”“完全同意”。再往前一点，1990年，张先生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由人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理论、历史和现实针对性等多个方面，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本观点作了全面系统的，而又比较通俗易懂的解说，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这种文化理论起了重要作用。1994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素质课公共教材《中国文化概论》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在这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国家教委明确要求以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指导思想来写，尤其是周德丰教授执笔的第十九章，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方针，就旗帜鲜明地坚持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本观点。这本人文素质课公共教材已在全国高等院校连续使用了20多年。综合创新文化观进教材，用它来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正面教育，这件事情的意义，决不是文化热中哪个学者发表某种新论所可以比拟的。
对于80年代的文化热，到底应该怎样总结？从现象看，最吸引眼球的是激进反传统的观点，还有与之抗衡的文化保守主义，许多人把它看作是又一次中西文化之争。前面提到的归纳为四派或五派的观点，都只看到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事实上，80年代文化热与“五四”以来的历次文化论争一样，都是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不但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而且往往为这一轮文化讨论作了总结，为新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张岱年先生1987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不仅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一派重要观点，而且也可以说为这一次文化讨论作了科学总结。所以我认为将80年代文化热归纳为三派的观点，可能比前面提到的归纳为四派、五派的观点还要全面准确，更加符合实际。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张岱年先生1987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在80年代文化热中到底占有什么地位？我们今天纪念这篇文章发表30周年，它为什么值得纪念？
我本人是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赞同者和支持者之一，也力图对这种文化理论做些研究和阐释工作。30年来，我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理解与把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06年以前，主要是把它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对古今中西问题作一种科学的解决，所以曾将这种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3]
自从明末清初有中西文化交流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已经有五百年。从徐光启开始，不少有识之士就发表过一些主张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观点，比极端的西化派、国粹派观点要合理一些。但是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真正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以后徐特立、范文澜等都对“古今中外法”有精辟的阐释和发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文化方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也是这样。比如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个论述，既阐明了这种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又高屋建瓴地回答了古今中西问题，就是既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它所体现的正是对待古今中西问题的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这就是综合创新文化观解决古今中西问题的基本思路。
大家知道，张岱年先生曾经有“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提法，他是试图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来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做出学理上的说明。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与党的文化方针是一致的。所以，把解决五百年来的古今中西问题看作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到2006年，我又有“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4]五句话的提法。很明显，这是接着二张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思想讲的，不过将马、中、西的关系明确定位为“魂、体、用”的关系罢了。其实“马魂、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二张先生各个时期的论述中都有迹象，都有涵义相当清晰的表述。比如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以辩证唯物论为“三流合一”之基础和主导的思想；张申府先生40年代在《民主原则》一文中，就有“以中国为体以中国为本位”的提法。还有，他们都特别重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这也典型地表现了“西学为用”的思想。可以说，在二张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思想中，已经内在地蕴涵着“马魂、中体、西用”三者统一的思想了。
为什么把综合创新文化观中的这一层意义揭示出来特别重要呢？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除了西化和回归传统之外，又多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走建设“第三新文明”（李大钊语）即社会主义新文明的道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论争的中心主题，实际上已经从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中、西、马的关系问题了。古今中西之争在“五四”后仍继续存在，但它实际上已经包涵在中、西、马的关系问题之中了。到这个时期，你只解决古今中西问题显然已经不够了，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已经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对中、西、马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五四”后中国思想界才出现了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派仍然坚持他们原来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的立场，要么西化，要么回归传统，或者采取“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折中态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排斥或者无视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维度。这种无视，实际上是采取鸵鸟政策，已经进入中国并且被许多先进分子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因为你不承认或者视而不见而不存在。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是采取实事求是的、全方位开放的态度，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主张吸收古今中西文化之精华，走文化综合创新的道路。这种胸怀，就使它明显地优越于其他两派。二张先生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其背景就是已经超越了古今中西之争，能够正面面对中、西、马的关系问题，他们是讲“三流合一”而不是“二流合一”，更不是唱“三岔口”。综合创新文化观必须对中、西、马的关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作出回答，才能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
现在看来，我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两种理解和诠释，应该说都是可以成立的，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二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当然也可以说后一百年的中、西、马关系问题，已经把古今中西问题包涵在其中了，所以，“马魂、中体、西用”三者有机结合，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更加实质性的内涵。不论怎样看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五百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一百年来的中、西、马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都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总结性的回答，这是其他文化主张都做不到的。坚持综合创新的文化立场，在文化论争中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对现实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怎样把握“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实质内涵？它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说综合创新文化观对古今中西问题和中、西、马的关系问题都作出了正确的回答？(https://www.daowen.com)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张岱年先生一直用唯物辩证法来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新文化建设问题。他在早期提出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和“创造的综合”“文化的创造主义”[5]等主张，与张申府先生“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思想互相呼应，互相支持，表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的宽阔胸襟和前瞻眼光。但在当时，这种文化主张并不占主导地位，其处境可以说是曲高而和寡。1987年3月，张岱年先生在《文化与哲学》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对于文化问题深感兴趣。三十年代曾经参加当时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6]根据现有的资料，这可能是“综合创新”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张先生的论著中。三个月后，他在《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言中，就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问题，又说：“近几年，针对文化问题，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也可能是胆大狂放，但是，我认为中国新文化建立，综合和创新还是重要的。”[7]由此可见，“综合创新”这个概念是张岱年先生于1987年提出来的，他明确说是“自撰”的，也就是他原创的。“综合创新”既可以概括张先生30年代的文化主张，也是他在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举起的一面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旗帜。“综合”即表明对待先前的多种文化资源，要采取批判继承和兼综、兼容的态度；“创新”即表明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还要有所创造、有所开新。张先生说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且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8]。因为“综合创新”准确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特征，所以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个概念到世纪之交就流行开来了。它已经不仅是张先生个人的文化主张，而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共识，成为百年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论和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实质上都是文化综合创新论；我们今天讲的“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结合、辩证统一，也是一种文化综合创新论，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化和具体化。
正如“全盘西化”是中国自由派文化主张的标识性概念、“复兴儒学”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标识性概念一样，“综合创新”也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一个标识性概念。这三个标识性概念就是三面文化旗帜，都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三大文化思潮各自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同志去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所谓“标识性概念”，就是能够用精练准确的语言，一针见血、一目了然地把握住该理论的实质和核心内容，易于被人们理解、接受和传播，从而成为该理论的显著标志或代表称谓。能够提炼出标识性概念，是一个理论成熟的标志，它是经过长期思考、研究、酝酿、体悟而达到的一旦豁然贯通，点睛之笔使满盘皆活，是认识的升华与彻悟，也是理论自觉和自信的表现。张岱年先生在1987年提炼出“综合创新”这个标志性概念，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思考、研究、参与思想论战、亲自实践和体悟，才对中、西、马对立互动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文化走向，有了一个成熟的思考和明晰的结论，那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走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扬精弃糟的综合创新之路。
1991年10月21日，张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们主张‘综合创新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国情，但响应的人似乎不多。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提出‘创造性的转化’，却受到多人注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自古如此。希望您大力宣传‘综合创新’之义。”[9]这是“综合创新论”提出初期的实际情况，了解此论和支持、响应的人还不多，接着就发生了我前面讲到的那种变化。当然变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是很明显，自从“综合创新”这面文化旗帜一举起来，中国思想界的格局就不再是激进与保守二元对立，而是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张必然会发展成为主潮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
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张岱年先生1987年提炼出的“综合创新”这个标识性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有何重要意义？为什么说他当之无愧地是最先高举起“综合创新”文化大旗的旗手？
最后我还想简略地讲一下，为了确立和论证综合创新文化观，张岱年先生在理论上做出了一些什么开拓性的、也是奠基性的贡献。主要讲三点：一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同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的论战中，提出了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与可相容性理论，为文化综合创新之所以可能，扫清了理论障碍，开辟了前进道路。文化整全不可分的理论，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只能要么全盘接收，要么全盘否定，反对区分精糟、对其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分析态度。这是倡导综合创新文化观必须破除的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观点。张先生在青年时代就主张对东西文化持“分别观”而反对“囫囵观”[10]，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在一个大的原则指导下来进行文化的综合创新。二是他在40年代提出的“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学说，为综合创新文化观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为三元和多元兼和模式的成立提供了理论根据。我们要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解决古今中西问题，处理好中、西、马三大文化资源的关系，就必须突破传统的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需要探索新的三元或多元兼和模式。三元或多元兼和模式成立的理论根据，正是将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思想提升到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兼和”学说。三是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张先生特别重视文化体用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体用思维还有一定的意义，一方面又力图突破传统的体用二元模式。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1]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把社会主义指导原则之“体”与中国新文化主体之“体”区分开来了，认为科学技术之“用”是为这两个“体”服务的。也就是说，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马魂、中体、西用”的看法了。张先生的上述理论探索，为我们今天正确了解和深刻阐明综合创新文化观，提供了先行者的宝贵足迹。
现在看来，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当初确定二张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六年来取得的成绩，就是坚持这个研究方向，坚持这个宗旨和主题，扎扎实实开展工作的结果。二张生平、著作、思想研究的任务还很重，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只有把二张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大背景、大目标、大课题联系起来，它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充分彰显。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再过两年就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也就是说，最近四五年，是总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包括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百年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可以说最佳机遇期。我认为这个时机对于二张研究也非常重要，如能把二张研究与总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百年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对两位前辈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史地位，可能就会认识得更全面、更深刻、更清晰一些。期待下次会议能有一批这方面的总结性研究成果，把二张思想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17年6月24日在石家庄召开的“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原载《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4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214页。
[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
[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
[4]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
[5]《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29、235页。
[6]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7]《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8]《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9]《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一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页。
[10]《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11]《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