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易》与孔子研究方法论

1962年3月16日，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方克立用笔名“方蠡”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一文，批评李景春等学者在《周易》研究中经传不分，混淆了《易经》和《易传》思想的不同的时代性。他认为：“我们在研究《周易》的哲学思想时，把‘经’和‘传’严格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把它们分别放在自己的时代中，分别解剖它们的哲学体系，才能认清《易经》和《易传》哲学的本来面目，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规律解开一个重要的纽结。”同年9月14日，李景春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回应以《研究〈周易〉哲学应当以“传”解“经”》一文。这场讨论不光涉及《周易》经传关系问题，更主要的是，它涉及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实质性的方法论问题，就是我们在用现代语言去阐释古代哲学思想时，如何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避免把古人现代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挂在古人名下的现象发生？方蠡指出，在李景春先生的论著中，“《易经》作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对立统一’‘矛盾转化’‘量变质变’‘根本质变和部分质变’‘肯定否定’‘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等辩证法的规律。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部中国哲学史就难得写下去了。”李景春否认这一批评，认为他已对现代辩证法规律和古代的辩证法因素作了如同“太阳”和“烛光”一样的区分。这场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哲学研究》1963年第1期发表了东方明题为《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其有害的方法》的“学术评论”，批评李景春在《周易》研究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名下”的错误做法。该刊从1963年第2期开始特设“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专栏，陆续发表了李景春、冯友兰、任继愈、阎长贵等学者的讨论文章。方蠡在第3期发表《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一文，举出15条资料证据，说明在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中确实存在着把古代思想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挂在古人名下的倾向，并就这个问题从哲学史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四点原则性的意见：

第一，在分析古代哲学思想时，应该从直接占有的可靠材料出发，从古人的思想实际出发，不要把最初的萌芽的东西夸大成为完善的成熟的东西，把可能由之引申和推衍出来的结论和论断强加给古代思想。

第二，在运用现代哲学语言去解说古代哲学思想的时候，应该力求全面准确，不要随便把古代的哲学范畴“意译”为不恰当的现代哲学语言，把现代哲学命题任意附会在古代哲学思想上面。

第三，研究古代哲学思想，切切忌讳的是望文生义、无中生有的方法。这种方法会为所谓“抽象继承法”大开方便之门，而其直接后果是歪曲历史的本来面貌（伪造历史），糟蹋祖国的哲学遗产。(https://www.daowen.com)

第四，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来评价古代哲学家，既不随便非难古人没有提供出他们所不可能提供的思想，也不盲目颂扬古人，把古人所不可能提供的思想硬挂在他们的名下。

这场讨论以李景春在《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发表《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一文而告终。60年代初在《哲学研究》上开设的“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专栏，后来扩大为“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专栏。方克立在该刊1963年第4期又发表《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一文。他不同意冯友兰先生把孔子的“仁”说成是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并且竭力论证这种“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还不完全是欺骗”，“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真实的”。方克立认为孔子的“仁”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必然有其时代的内容并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要制造关于超阶级性的幻想，完全是为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他们以抽象的、普遍性形式表述出来的思想并不是没有阶级性的”。冯友兰先生在《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回应以《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一文。方克立又在该刊1963年第6期、1964年第1期先后发表了《实质的分歧是什么？——答冯友兰先生》和《无产阶级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吗？》两篇文章，就上述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其中涉及对马恩著作中关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思想家的自我欺骗和分工”等论述的理解。方克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编造出来的‘共同利益的幻想’。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们在考察历史运动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思想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把历史描述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迭相更替的过程。他们把事情思辨地颠倒成这样：好像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因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他不同意冯友兰先生把孔子的“仁”抽象化，并指出“抽象继承法”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在他看来，马恩的“普遍性形式”说一点也帮不了冯先生的忙。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领域的权威学者，方克立在以后40年的学术研究中也多次论及冯友兰。1993年，针对某些台港学者对冯先生1949年后转变哲学立场而从政治上和道德人格上对他所作的攻击，方克立在《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一文中，对冯友兰先生终生致力于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促进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合，坚持“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爱国主义立场，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评价。1995年，在《全面评价冯友兰》一文中，方克立认为，冯友兰的哲学道路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缩影。“通过冯友兰哲学这面镜子，可以反映或折射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和社会实践特别是政治迁变之间的深刻联系。”这篇文章在充分肯定冯友兰一生的哲学贡献之同时，也批评了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歪曲成“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主张用“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来取而代之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关争论至今没有停止。